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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的通知

时间:2024-07-08 14:38:5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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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政办发〔2007〕13号 2007年1月23日


现将《西安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印发你们,从2007年2月开始施行。
制订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办法,是贯彻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陕西省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推进我市信息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各区县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政务信息工作,切实改进和完善信息工作的考核评比,鼓励多报信息、报好信息,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2007年2月开始,市政府办公厅将按此办法对各单位报送信息情况进行统计。2006年11月至2007年1月市政府办公厅已采用信息按此办法计分。





西安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评比暂行办法


为切实推进政务信息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为市政府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及时、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进一步推进全市政务信息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一)各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市政府各驻外办事处;
(三)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的信息机构;
(四)市政府各直属机构的信息机构;
(五)其它信息网络单位。
二、考核等级及报送任务
为确保信息质量,根据各单位工作职能及任务,将考核对象分为五级实施考核。各单位全年被采用信息积分总和达到相应级次考核指标分方可获得评选先进资格。
一级:各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考核指标分150分。平均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12条,其中调研信息(指问题类、建议类、经验类等信息)不少于2条。
二级:市政府驻北京办、市政府驻上海办、市政府驻深圳办。考核指标分120分。平均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10条,每2个月报送调研类信息不少于3条。
三级:市政府各组成部门,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西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西安阎良航空基地管委会、市浐灞河管委会。考核指标分100分。平均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7条,其中调研类信息不少于1条。
四级:市政府各直属行政机构、垂直管理机构。考核指标分80分。平均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5条,每季度报送调研类信息不少于2条。
五级:市政府其他组成机构、企业和其它信息网络单位。考核指标分50分。平均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2条,每2个月报送调研类信息不少于1条。
信息报送统计数据以网上报送条目为准。
三、评分标准
(一)采用计分
1.《市政信息》普刊、专报、《西安要情》单独采用每篇记5分,综合采用每篇记3分,被同时采用的不累计加分;
2.《市政信息》特刊采用的信息每篇记10分;
3.调研类信息被采用后每篇记15分;
4.被省政府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采用的信息每篇分别再记5分、10分。
(二)批示加分
1.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的,每条信息加20分;
2.省、市政府领导作出批示的,每条信息加10分;
3.同一条信息多级领导分别作出批示的累计加分,最高加40分。
(三)过失扣分
1.未完成报送任务的,少报1条信息扣2分,少报1条调研类信息扣5分;
2.未按要求上报市政府办公厅约稿信息的,一次扣5分;
3.信息失实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次扣30分。
四、考核办法
(一)考核年度为前一年的11月至本年度10月。考核单位年度总分=全年信息采用得分+领导批示加分—累计扣分。
(二)市政府办公厅每月上旬通报上月信息采用及累计得分情况。对各区县政府、市政府组成机构和市政府驻外办事处信息采用情况实行零通报制度。
(三)对我市的省政府办公厅信息直报点实行动态管理,考核得分如居省信息直报点后15位,则取消该单位作为省政府办公厅信息直报点资格,且不能参加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的评选。
五、评比表彰
(一)市政府办公厅主要依据考核得分,同时结合政务信息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设施配备等情况,每年度从考核对象中分类评选全市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若干名,予以通报表彰。
(二)市政府办公厅根据信息报送的数量、质量情况,每年从考核对象中分类评选全市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工作者和优秀信息员若干名,予以通报表彰。
(三)全年过失扣分累计超过30分(含30分)以上的单位,取消评选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的资格。
(四)对全年被采用信息积分总和未达到相应级次考核指标分的单位,将予以通报批评。
六、附则
本办法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26号)

  《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已经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市人民政府第七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厉有为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计划生育管理, 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区的国家机关(含中央和异地驻特区的办事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及其他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 适用本办法。
具有特区常住户口或暂住户口的公民, 必须遵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深圳市各级人民政府应把人口计划纳入本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执行本辖区人口计划的第一责任人。完成人口计划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应作为考核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第四条 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区计划生育部门)是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部门, 主要行使下列管理职能: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 在辖区内组织实施本办法;
(二)领导镇、街道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的工作, 监督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三)协同政府计划部门拟订本辖区人口发展长远规划、中期和年度计划;
(四)合理安排使用财政拨付的计划生育经费, 加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的管理;
(五)会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从事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工作的管理, 提供安全、有效的生育、节育保障;
(六)会同公安、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加强对暂住人员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七)指导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计划生育协会、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有关计划生育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工作;
(八)培训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九)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其他职能。
第六条 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必须根据各自的管理职责,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协同计划生育部门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七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计划生育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 具体落实本辖区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三章 生育的计划管理
第八条 实行计划生育, 禁止计划外生育。
市、区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统一制定本辖区的人口计划。
第九条 提倡晚婚, 推行晚育。男二十五周岁、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初婚为晚婚; 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
第十条 城镇人口, 实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 由本人申请, 经市、区计划生育部门批准, 可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经市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 第一个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尚未生育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 离婚时子女依法随前配偶,再婚后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四)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五)在海洋水下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 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六)婚后五年不孕, 经区(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鉴定患不孕症, 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符合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生育子女的, 必须间隔四年。
第十一条 农村人口,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有实际困难的, 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但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第一个子女的生育间隔四年;
(二)报区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审批;
(三)已签订生育合同并领取生育证明。
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的, 不再安排生育。
第十二条 夫妻一方是城镇居民, 另一方是农民的, 其生育子女的标准,按女方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规定执行。但女方原是农民, 已办理城镇自理口粮户口或被招聘为合同制干部的, 按城镇人口的计划生育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凡符合生育条件要求生育的育龄夫妻, 须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区人民政府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办理生育证明; 但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须报区计划生育部门审批并领取生育证明。
持生育证明的夫妻必须在签订节育保证书并领取证明后, 方可生育。
第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把办理生育证明情况张榜公布, 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五条 医疗卫生单位凭生育证明为孕妇进行产检、接生。对无生育证明的孕妇, 应向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计划生育部门报告, 并协助计划生育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鉴定胎儿性别。
第十六条 经区以上医院或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确诊, 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或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 结婚后必须落实节育措施, 禁止生育;已经怀孕的, 必须终止妊娠。
第十七条 凡要求调进、迁入的已婚人员, 必须持有原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核发的落实计划生育措施的证明或生育证明; 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证明后,方可办理调进、迁入手续。
第十八条 具有特区常住户口外出暂住的育龄人员, 外出前应向户口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领计划生育证明。对违反计划生育尚未接受处理的, 应于接受处理后方可办理外出手续。

第四章 节育措施
第十九条 有生育能力而无生育指标的夫妻, 应采取节育措施。节育措施以避孕为主。已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安置宫内节育器; 已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育龄夫妻, 一方应采取结扎措施。
经镇以上医院或计划生育技术机构证明不宜安置宫内节育器的育龄妇女,可以采取其他避孕措施。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育龄夫妻的一方或双方暂缓结扎, 可以采取其他避孕措施:
(一)女方安置宫内节育器连续五年以上的;
(二)子女已满七周岁, 双方落实综合避孕措施无失效的;
(三)经区以上医院或计划生育技术机构证明双方均不宜采取结扎措施的;
(四)具有其他特殊情形, 经区以上计划生育部门批准的。
第二十一条 接受节育手术的, 经医院证明, 所在单位按下列规定办理,并按规定的标准给予补助:
(一)安置宫内节育器的, 自手术之日起准予休假三日, 手术后七日内不得安排从事重体力劳动;
(二)输精管结扎的, 自手术之日起准予休假七日; 输卵管结扎的, 自手术之日起准予休假二十一日;
(三)怀孕不满三个月人工流产的, 自手术之日起准予休假十五日; 怀孕三个月以上人工流产的, 自手术之日起准予休假四十二日。
同时施行两种节育手术的, 合并计算假期。
第二十二条 依本办法施行节育手术的, 节育手术费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参加员工医疗保险的, 在医疗保险费用中支付;
(二)未参加员工医疗保险的, 由所在单位支付;
(三)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民在当地计划生育费中支付;
(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的配偶在农村的, 在探亲期间施行节育手术的, 由该工作人员、员工所在单位支付。
第二十三条 接受节育手术, 依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休假的, 休假期间工资照发, 原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不受影响。
第二十四条 育龄夫妻施行结扎手术后, 因子女死亡等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特殊情况, 本人可申请区以上计划生育部门批准, 施行输精(卵)管复通手术。
前款手术的费用, 按第二十二条规定支付。
第二十五条 经市、区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确定为节育手术并发症的,由市、区计划生育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治疗。医疗费用按第二十二条规定支付。
因节育手术并发症丧失劳动能力, 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员工的, 参照工伤事故处理; 属城镇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的, 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因医疗事故造成的节育手术并发症, 按国家有关医疗事故处理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实施节育手术的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必须具备实施手术的技术条件并取得《计划生育手术许可证》; 实施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取得《节育技术合格证书》。
无《节育技术合格证书》的医务人员, 不得独立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非医务人员不得实施计划生育手术。
第二十七条 用于临床的节育新办法、新药品、新材料及新设备, 须凭经省以上计划生育部门评审颁发的《节育新技术推广应用许可证》, 到区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备案, 并在区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协同下实施推广应用。
第二十八条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医药经营单位以及经批准可以经营节育药品、药具的单位, 必须遵守有关节育药品、药具经营管理规定, 接受市计划生育部门的统一管理和检查, 不得经营伪劣、假冒节育药品、药具。

第五章 暂住人员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九条 暂住人员的计划生育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其常住户口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计划生育、公安、工商、劳动、卫生、建设、交通、民政、财政等有关部门, 切实加强本辖区暂住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对暂住人员的计划生育实行综合治理。
第三十条 不具有深圳常住户口的育龄人员在特区申请务工、经商、暂住的, 必须先到现居住地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其常住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有关计划生育情况的证明。
现居住地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查验计划生育证明后, 应当进行登记并出具查验证明。对无计划生育证明或计划生育证明不完备的, 不予出具计划生育查验证明。
第三十一条 公安、工商、劳动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批暂住证、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时, 经核查现居住地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计划生育查验证明后, 方可办理审批手续。
用工单位或业主不得招用未办理计划生育查验证明手续的暂住人员。
第三十二条 暂住人员需要在特区生育的, 应持常住户口所在地核发的生育证明, 经现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核验后方可生育。
第三十三条 流动人员的节育手术费, 由用工单位或业主支付; 无用工单位的, 在现居住地计划生育管理经费中支付。
第三十四条 暂住人员违反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 由现居住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依本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暂住人员在常住户口所在地因违反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已受到处罚的, 在现居住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罚。

第六章 优待与奖励
第三十五条 实行晚婚的在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含劳务工, 下同),增加婚假十日; 实行晚育的, 增加产假十五日。农民及其他人员实行晚婚晚育的, 由所在区、镇人民政府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领取《独生子女证》的, 享受下列优待:
(一)夫妻双方是在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的, 每月发给不低于三十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 从发证之日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 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 一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员工, 另一方是无业人员的, 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员
工所在单位全部负担;双方是无业人员的, 由街道办事处统筹解决。
(二)产妇在子女出生后三个月办理《独生子女证》的,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 增加三十五日产假。
第三十七条 依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享受婚假、产假的, 所在单位应照发工资和全勤奖金, 原有福利待遇不受影响。
第三十八条 只生育一个子女或没有生育只收养一个子女的退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应加发百分之五退休金 (按工资百分之百发给退休金的除外) 。无子女的退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退休金按其本人工资百分之百发给。
第三十九条 对完成当年人口计划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 对模范实行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计划生育奖励金、按单位职工年标准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计算, 在单位年度预算内开支; 企业可按当年计税所得额千分之二以内提取计划生育奖励金。
第四十条 对夫妻均为农民的独生子女户和已采取结扎措施的纯生二女户,区、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的养老保险、建立和健全人口基金等解决老有所养的优待办法。

第七章 罚则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计划外生育的, 由其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工作单位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城镇人口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的, 夫妻双方各按当地上年职工平均收入(以所在区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的50%,一次性征收七年计划外生育费。多孩生育的, 按超生子女数加倍征收。夫妻双方五年内不予提职、晋级、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选先进 , 不予招工或录用为国家机关工?
魅嗽?, 不发给奖金(科技成果奖、创造发明奖和特殊贡献奖除外)及生活困难补助, 其超生子女不得享受医疗福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 由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
(二)农村人口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的, 夫妻双方各按当地镇上年劳动力平均收入的50%,一次性征收七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再超生的, 按超生子女数加倍征收。夫妻双方五年内不予招工或录用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不予安排在乡镇企业工作, 不得享受由国家、集体提供的医疗卫生、劳动

保险、住房、免费教育及其他集体福利。
(三)未满四年间隔期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按提前生育的年限一次性征收一至三年计划外生育费;
(四)已婚妇女未达晚育年龄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征收其计划外生育费至二十四周岁止;
(五)未到法定婚龄生育及其他非婚生育的, 征收二至七年计划外生育费。
非法收养他人子女的, 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必须出具收费决定书和统一票据。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区计划生育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可建议有关部门或单位给予行为人行政处分:
(一)藏匿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 造成计划外生育的;
(二)虚报、瞒报本人生育状况;
(三)骗取、购买计划生育证明;
(四)擅自鉴定胎儿性别;
(五)非医务人员或无《节育技术合格证书》的医务人员擅自施行节育手术或摘取宫内节育器;
(六)医务人员、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施行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或出具假结扎手术证明及其他计划生育证明的。
社会医疗机构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 有上述第(五)项或第(六)项行为的,市、区计划生育部门可建议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执业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安机关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干涉、阻挠节育措施的实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威胁、殴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故意破坏其财产, 严重干扰其家庭正常生活和生产的;
(三)造谣惑众、煽动闹事, 扰乱计划生育工作秩序, 毁坏计划生育部门财物的;
(四)伪造、变造、盗卖计划生育证明、公章的。
上列行为, 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公安机关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应落实节育措施, 经教育仍不落实的, 当地镇、街道计划生育部门可以预收五百元至三千元的节育保证金, 并责令限期落实。落实了节育措施的, 退回保证金。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用工单位或业主, 当地计划生育部门按其招用未办理核验计划生育证明手续的暂住人员人数, 处以每人五百元的罚款; 再次违反的, 计划生育部门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令其停业整顿。
对无计划生育证明或逾期不交验计划生育证明的育龄暂住人员, 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可处以每人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并责令限期交验证明。
第四十六条 对执行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制度不力, 不落实计划生育责任制,致当年出现超计划生育的单位, 由该单位所在区计划生育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依法追究该单位有关领导人和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拒不落实节育措施、拒交计划外生育费或拒缴罚款的, 当地公安、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可采取暂扣营业执照、车辆驾驶执照、暂住证、务工许可证等行政措施; 对暂住人员, 有关单位和业主还应停止承包或租赁、辞退解雇、收回房屋。暂扣的证照待当事人落实节育措

施或缴款后发还。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或罚款决定不服的, 可在收到征收或罚款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作出征收或罚款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接到复议申请书后, 应在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当事人对市有关主管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对复议决定未提起诉讼, 又不履行有关决定的, 作出决定的机关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对实行晚婚的男女青年、获得计划生育工作荣誉证书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奖励, 以及对接受节育手术人员的补助, 按本办法附件《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奖励和补助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户籍在特区的港澳台同胞和处国公民的配偶、归侨、侨眷的生育, 以及具有特区户籍的人员在境外的生育, 除国家另有明文规定者外, 按本规定执行。
第五十一条 各区人民政府在与本办法不相抵触的情况下, 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实施本办法的行政措施, 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深圳市已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抵触的, 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奖励和补助标准
一、实行晚婚的在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每年年终由所在单位奖励50元, 奖励至男30周岁、女28周岁止。
二、经国家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核准发给计划生育工作荣誉证书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由所在单位给予相当于其本人四个月基本工资总额的一次性奖金奖励。
三、接受节育手术的在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经医院证明, 由所在单位按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一)输精管结扎的, 补助200元;
(二)输卵管结扎的, 补助300元;
(三)怀孕不满三个月人工流产的, 补助100元;
(四)怀孕三个月以上人工流产的, 补助200元;
四、上列奖励和补助标准的调整, 由市计划生育部门根据物价指数确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1994年5月19日
论亲亲相隐制度确立的合理性及限制

王 东 曙


[内容摘要]: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远至欧美的“亲亲相隐”制度已成为世界连锁店,究其原因是因为该制度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而中国当代法律抛弃了这一制度,其司法实践中的危害也日益呈现,确立并限制“亲亲相隐”制度是为重要。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合理性、限制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当前司法实务界及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大难题。同时我国刑法规定窝藏、包庇罪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的对象大量的是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的近亲属,夫妻、父子、兄弟双双入狱,留下的是孤儿寡母、老弱妇孺这种状况也令人于心不忍。笔者详细考察了古今中外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国否认此制度在现实中的危害,分析现阶段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与限制是解决证人出庭难以及窝藏、包庇罪主体扩大化这两大难题的最佳平衡器。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国外立法例
“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制度从纵向来看贯穿于中国古代历朝各代,从横向来看近及日、韩远至德、意。可谓古今相通,唯中国当代例外。
1、中国历朝各代立法状况:“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汉代初期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②,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③宋刑统各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强调法的阶级性,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绝对化,才将二千多年的这一法律制度随着“六法”彻底废除而作为沉渣、流毒被抛弃。从而主导中国二千多年的人们为亲属利益而知犯不举、掩盖犯罪、通风报信、资助逃跑、藏匿窝赃、毁灭罪证可以不受刑法处刑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2、港、澳、台”亲亲相隐”制度的传承:众所周知,香港法律承袭于英、美法系,澳门法律承袭大陆法系,台湾法律虽以大陆法系为主又采英美法系之长,都已脱离了中华法系的窠臼,然而这三个地区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充分感受西方民主科学气息,但都无一例外地仍然坚持“亲亲相隐”的历史传统。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第6条规定:“本条例的规定,并不使丈夫有资格或可予强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为妻子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指证妻子,亦不使妻子有资格或可予强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为丈夫提供证据指证丈夫。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21条规定:“下列之人有权拒绝以证人身份作证:①嫌犯之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二亲等内的烟亲,收养人、嫌犯所收养之人及嫌犯之配偶,以及与嫌犯在类似配偶的状况下共同生活的人,就婚烟或同居存续期间发生的事实”。台湾《刑事诉讼法典》第180条规定:证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①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②与被告或自诉人有婚约者;③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中一人或数人有前项关系而就仅关于他共同被告或他共同自诉人的之事项为证人者,不得拒绝证言。
3、国外“亲亲相隐”制度立法例:“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是中国古代及港澳台所独有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在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要丧失继承权。源于罗马法而自成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坚定地移植了罗马法中亲亲相隐的精神,直至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反对基于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犯罪。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①被指控人的订婚人;②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③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
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英美法系中虽然没有“容隐”之规定,但其证据法中都有“夫妻互隐”的特权规则。
从以上对中外古今法律状况的考察,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亲亲相隐”制度还是作为拒绝作证的权利,其制度由来已久,古今中外均趋于一致,唯一例外的是当代中国,完全将“亲亲相隐”排除在外。这既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抛弃,也是对世界通行立法例的反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亲亲相隐”制度之合理性分析
上文详细考察了“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发展过程以及国外立法状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的制度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亦得到传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全世界的连锁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法系均趋于一致,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亲亲相隐”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简单的抛弃并非明智之举。
1、“亲亲相隐”制度人性论的分析:刑法是以规范人的行为为内容的,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⑤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持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一切人类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亲亲相隐”正是体现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在人性理论支配下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极其重视人之本身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让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现象不至发生。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如果你每时每刻都在“大义灭亲”里挣扎,人类社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能存在吗?“亲亲相隐”恰好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其目的也在于“屈法以伸伦理”,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
2、“亲亲相隐”制度“熟人社会”论分析: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社会流动缓慢,社会变迁迟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固定,社交圈狭窄,使大多数人生活在“熟人社会”里。尽管社会发展至今天,陌生人社会已初具规模,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同性为根基,日出而作,日息而居,出则夫妻同行,战则父子同伍的熟人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占据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仍然是主流。而“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因为熟人之中更容易产生责任和制约。“亲亲相隐”制度得以存在并被保存至今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熟人社会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背井离乡,如果法律禁止“相隐”,则任何人的隐私都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留下的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粉碎,熟人社会中的互帮互助、一呼百应、一人有难众人扶持的和谐局面将会被打破。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属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的后果。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例证比比皆是。如秦自商鞅“不告奸者腰斩”之法到秦朝严刑峻罚,背离人情,使秦朝历二世而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3、“亲亲相隐”之法价值论分析。笔者认为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无奈选择。这种选择尽管不是最完美的,但确是最现实的。个案的实体真实与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之间,法律的无情与婚姻家庭的稳定之间,公民在是“大义灭亲”换来的众人鄙视还是隐瞒包庇获取的邻里乡民赞许进行痛苦的选择和法律的宽容之间等等,立法者选择了后者。因为立法者在价值选择时从有利于其统治,有利于公民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等价值出发,选择了“亲亲相隐”,牺牲了部分事实真相其代价是值得的,说明个案的真实并非法的唯一价值,更重要的价值是顺民心,合民意。
4、“亲亲相隐”制度之人权论分析。近年来,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入律的鲜活例证。在“亲亲相隐”制度下,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所标榜的人权均在其中,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法律体现人权保障比现代西方的人权宣扬更具理性,权利更为广泛。汉宣帝确立“亲亲相隐”入律时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亡。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其人性本能,人权意识跃然纸上。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观念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从“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制度的设计之初是作为一种义务而存在,体现了是人性之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它已经成为一项权利,体现了伦理道德观念,与人道主义精神不谋而合。与当代人权保障有异曲同工之妙!
5、“亲亲相隐”制度之证据论分析:证据制度是当代诉讼制度核心内容。而证据的证明力与可采性一直以来是证据制度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证据证明力与可采信取决于证据的真实性。“亲亲相隐”制度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对具有相隐关系的亲属不得提供证言,解决了因为考虑证人的身份进而怀疑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试想如果让妻子指证其犯罪,其证言的证明力及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如其让司法官员挖空心思来判断该证言的真实性,倒不如从根本上排除妻子指证丈夫以提供虚假证言的可能性;其次,现代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言词证据要经过法庭交叉询问,质证方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要让妻子面对着昔日恩爱丈夫,面对着旁听席上父母、子女,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谁又能保证不翻证?最后,中国古代确立“亲亲相隐”制度未必没有考虑证据问题。正如日本著名证据法学者松冈义正在分析源于中国的证人拒证权时认为:“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为原、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避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⑥
三、抛弃“亲亲相隐”制度之危害
“亲亲相隐”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封建主义垃圾已被我国当代法律所抛弃。但简单地抛弃并不代表其精神的消亡。笔者结合我国现行窝藏、包庇罪的司法现状。认为“亲亲相隐”制度被彻底否认和废除并不科学。禁止“亲亲相隐”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显端倪。
1、禁止“亲亲相隐”导致诉讼制度受到损害:首先是证人出庭率偏低。证人出庭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就有了众多人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设想用强制手段保证证人能出庭。然而在拒绝作证的证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有难言之隐。“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让一个在“熟人社会”里的证人去指证其亲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亲属憎恨,朋友厌弃,社会圈被阻断,群体凝聚力消失。法律对他们来说未免太过苛刻,这些证人不愿出庭的现象与我国抛弃“亲亲相隐”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受损。一旦证人拒绝作证,刑事诉讼法设置的证人证言需经当庭质证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成为一纸空文,交叉询问,控、辩双方对证人质证等进程无法实现,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刚刚建立就面临着崩溃,整个先进的诉讼制度面临灾难;第三,法律的权威性降低。禁止亲属相隐毕竟背离人性,背离人情,即使是忠诚与孝顺受到现代思潮冲击,人们仍然对背信弃义者敬而远之。法律设定任何人均有作证的义务其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背离人性的法律是“恶法”,强迫人们遵守“恶法”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在心里诅咒它,厌恶它,抵触它。这种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法律在公众的心目中的权威因此而扫地,而一旦法律规定被公众鄙视,法治社会的建设将更加艰难,依法治国的道路将荆棘重生。
2、禁止“亲亲相隐”导致变相株连现象出现。法律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意味着公众要在“亲情”与“大义”中作出选择,如果仅此为止倒也不为过。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窝藏、包庇者已经触犯刑法,对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等行为要受到刑法处罚,这就未免有点骄枉过正。意谓着知悉犯罪情况的人的亲属不能沉默,不能说谎,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躲在家里,不能供其吃喝、穿戴、不能让其外逃,不能在亲情、友情、爱情与国法之间作选择,只有一条路,向司法机关举报并如实指证亲人犯罪,否则就要受到刑事追究。实践中有大量的案件是丈夫犯罪,妻子窝藏,兄弟犯罪姐妹包庇,儿子犯罪父母资助逃亡天涯。当犯罪者被缉拿归案时,妻子、姐妹、父母均因窝藏、包庇、伪证等罪刑亦锒当入狱。笔者曾办理过多起类似案件,在这一类案件中因为亲情而使自己身隐囹圄不能不说是株连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当我们面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情形,面对老弱病残无助的眼神,面对父母均入狱而无力交纳学费的子女流落街头,甚至成为犯罪的后继者等等现象时,我们是否应当反思我们的法律设定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上是否具有正义性?
3、禁止“亲亲相隐”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刚刚从十年“文革”梦靥中醒来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为了“阶级斗争”与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划清界限,儿子可以坦然地批斗年迈的父亲,妻子可以义无反顾地出卖相濡以沫的丈夫,十几岁的少年带领红卫兵抄、砸自己成长的家庭,昨日互吐心声的至交一夜之间毅然决然地揭发你,只因为他们相信牺牲了亲情是为了江山社稷之“大义”。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被一个“斗”字所控制,其结果是加倍地满足了个人私欲的膨胀,“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动乱”的代名词。当私情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当传统的人伦关系被冲垮,当道德观、价值观出现了疯狂,社会也就失去了可以用“良风正俗”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文革”中的那些泯灭人性现象,正是禁止“亲亲相隐”所带来的后果。亲属必须作证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仍然被国家意志所认可,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不能不说是二千多年中国法学体系的悲哀。
4、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人权内容更加丰富,人权外延更加广泛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近期人权入宪说明我国的人权观念与宪法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的自证其罪权”“个人隐私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我们的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我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否则我们一边在高喊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又在法庭上痛斥窝藏、包庇者的情形将继续沿续,真正的符合人性的人权终究难以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攻击也将持续,法治社会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四、限度确立“亲亲相隐”制度之设想
笔者并不否认“亲亲相隐”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也无意认为该制度具有无上功能。在宗法制度下或三纲五常原则下其浓厚的封建色彩,等级观念、家长制度仍应受到批判。见义勇为,大义灭亲、行为高尚,仍应受到鼓励。但基于上文分析,笔者认为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明智,有限度地借鉴、继承才是其应有之义。笔者的设想是:
1、通过立法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学上使用“拒绝作证权”。对于拒绝作证的主体应确立在: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姻亲,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这一范围的确定,笔者认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若干年后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其“相隐”的范围将逐步缩小,诸如兄弟、姐妹等亲属日益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也将逐步减弱,它与我国古代“亲亲相隐”中突出的家长制,男尊女卑制等有着本质的区别。
2、应设置“拒绝作证权”例外情形。这一点中国古代也有体现,诸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国当代应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动摇统治基石的犯罪排除“相隐”之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亲属不得拒绝作证。
3、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拒绝作证权也应进行限制,鉴于当前“丈夫用权、妻子收钱”腐败现象突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职务犯罪,犯罪者的配偶不得拒绝作证。
4、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即除上述应受限制的罪行外,此类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人性乃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⑦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⑧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一旦被法律所确认,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了一个台阶,正如古人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

参 考 文 献

①《论语·子路》
②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唐律疏议》
④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⑤《付子·法刑》
⑥日.松冈义正著,张知本译《民事证据论》(上)第260页
⑦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⑧谈传隆:《“亲亲相隐”原则法制化仍待商榷》中国法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