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活动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 张燕昭、宋丽红


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充分实现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题中之义，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亦是现代法制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因此，弱势群体的“维权”问题已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维权”冲突事件频发
当前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的问题相当突出，因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具体的表现有：城市建设中的“野蛮拆迁”行为，制造了被拆迁居民群体维权与拆迁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土地征用中“强行圈地”行为，制造了被征地农民群体维权与征地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城市管理中“暴力执法”行为，制造了被强迫群体维权与城管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国有企业出让中“低价贱卖”行为，制造了企业职工群体维权与出卖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劳动关系中“拖欠工资”行为，制造了被拖欠者群体维权与拖欠者对立的热点问题；企业生产中“污水排进农田”行为，制造了被污染受害群体维权与排污者对立的热点问题。而弱势群体在“维权”中反映出来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主要包括下岗失业者群体、农民工、女性就业者群体、残疾人群体等。其中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的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就业得不到平等对待。二是劳动关系建立不规范, 没有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不公正。三是“三险一保”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劳动安全保护落实不到位，得不到有效保障。四是工作强度大, 普遍存在工资报酬偏低及工资克扣、拖欠问题。
二、“极端维权” 愈演愈烈
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个别人在四处“维权”未果的情况下，不惜采取“跳楼秀”、"自杀秀"等极端维权方式。不可否认，极端维权者有时候确实缺乏必要的、正当的维权意识，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维权要求通常还带有不合理的、有时候甚至是无理取闹的成分。但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极端维权者的事实情况是，他们的极端维权，是关系到他们重大利益的正当维权，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后的极端做法。类似事件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或地方的有关维权政策不畅通、维权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维权路”艰辛而漫长
如工伤认定，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太过原则、笼统，劳动保障部门又无权解释，自由裁量权空间太大。有律师介绍，“一个工伤案件，自工伤认定开始到仲裁，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等法定程序，大约需要1074天方能完成”。另外，没有劳动关系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拒绝工伤认定的主要理由。虽然《劳动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行为管理不到位，使用工方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失去监控，导致自形成劳动关系时，就直接侵害了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的权益；其次，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非法中介机构为用工方提供了大量的非法用工；最关键的是，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文化素质一般不高，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普遍不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当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又不懂得如何维权，加上他们是单个分散的，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因而在与用工方的交涉中自然而然会身陷弱势境地。
四、解决“维权”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一是地方政府和部门要依法行政。现实生活中，很多直接损害弱势群体权益形成的热点问题，都与权力机关“恃权凌弱”和“与民争利”的不依法行政行为有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继续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朝着建设法治政府的方向努力。
二是加强“维权”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维权”政策法规体系。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民众能否通过正规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权行使提供配套的制度和外部环境，保障农民工自主维权的权利。首先，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规范用工制度，构建公平公正的就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及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加大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及监管的力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社会化程度。除了要对下岗失业、丧失劳动力人员进行社会保障外，还需要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分层保障体系。设立农民工、下岗、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工伤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障和紧急情况救助制度，分层分类保障农民工、下岗、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是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建设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如可以把更多的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通过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欠薪、劳动条件差等问题，他们个体维权力量薄弱。因此吸纳他们加入工会，通过工会力量来协调劳动关系。在对合同约定及工资待遇不满时，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应首先找企业工会或基层工会出面，通过工会与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四是加强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学技术、学时政、学法律、学文明城市文明市民规则等，逐渐克服他们的自卑心理和畏惧情绪，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五是对弱势群体实施司法救助。司法机关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及“实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权利救助，如在维护其人身人格权利、劳动权利、诉讼权利等方面，在司法程序上可以在受理、立案、诉讼费用的减免缓、生效案件的执行等方面给予救助，以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充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
六是走社会化维权之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农民工、下岗职工、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维权需要社会各部门多管齐下：政府部门要主动行政，有责任对拖欠他们工资的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 推动新闻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另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及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都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只有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各职能部门乃至全社会都依法办事，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有效解决。

浅谈约定劳动争议地域管辖条款的效力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一般而言，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时，当事人需要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那么这两个“有管辖权”应当如何理解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这两条程序性规定，“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都具有为劳动争议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和劳动争议诉讼属地管辖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规定“两者冲突时履行地优先”的原则。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约定“用人单位所在地”管辖的，该约定是否有效？
笔者认为这种约定是无效的，理由如下：
一般而言，无论是仲裁活动（包括劳动仲裁、商事仲裁、海事仲裁等）还是审判活动均应以主持活动的机关为主导，这是众所周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作为程序法，成为仲裁活动的指导和规范依据，应为主持劳动争议仲裁活动的机关所遵守。根据这一点，凡是符合“劳动合同履行地”条件的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都有权对于属地的劳动争议进行管辖。
国家之所以将“劳动合同履行地”作为属地管辖的原则之一，其立法目的在于两便：
1、方便当事人诉讼（在劳动者提出劳动仲裁为主的社会环境下，主要是为了方便劳动者）；
2、便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比如工伤鉴定的管辖权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行政部门施行，要求不在同一省份的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前往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是极其不方便的）。
至于有的人会提出：“约定地域管辖”是意思自治的体现，笔者对此不以为然：虽然一般情况下的民事权利实行“法无禁止即自由”的主义，但是“约定管辖”的民事法律行为性质与一般的民事活动是不同的。一般民事法律行为仅涉及到私权领域，而“约定管辖”表面上是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实际上是用约定的方式限制、排除了依法具有裁判权的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对于劳动争议事项的管辖权，其约定内容已经不限于私权领域，而是触及了公权范畴的逆鳞。
对于这种“触逆鳞”的行为的法律行为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
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公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任何民事主体以任何方式加以亵渎。据此，应当认为当事人劳动争议的约定管辖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谈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普通民事诉讼的合同争议可以约定管辖呢？
笔者的答复是：请参看《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
笔者认为，在法律明确允许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有权依法限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争议事项的管辖权；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没有赋予劳动争议当事人限制有权受理的法院管辖权的权利。很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也应限制劳动争议当事人的约定管辖原则。
另外，向“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提出救济请求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无权加以限制；而且在当今环境下，大多数都使用格式化劳动合同文本，而这些格式化劳动合同文本的大多数条款是没有经过与劳动者事先协商的。在处于事实上弱势的情况下，劳动者不得不违心选择承认、接受不平等条款以获得工作。在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就要根据格式化的条款约定而前往用人单位所在地，这是对劳动者维权成本的无形增加，有悖于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履行地”管辖的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的立法宗旨。
综上，劳动争议双方的约定管辖条款属于“用人单位排除劳动者权利”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情形，应当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