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杭政〔1985〕234号　


(1985年9月2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条 杭州市是全国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的环境保护管理是实现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保持良好的城乡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浙江省防治环境污染暂行条例》等有关精神,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辖区内的一切乡镇、街道企业、校办企业、家庭工业和个体户(统称乡镇、街道企业,以下同),必须遵守本规定。各级环境保护机构,人民团体、街道基层组织、城乡人民群众均有权监督实施,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应予检举揭发,环保部门应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或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三条 乡镇、街道企业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指导下,根据本地资源情况、技术条件和环境状况,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业、饲料工业、建筑业、运输业、为旅游服务的第三产业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行业。
　　第四条 对于含有在自然环境中不易分解的和能在生物体内蓄积的剧毒污染物或强致癌物成分的产品,如汞制品、砷制品、铅制品、放射性制品、联苯胺、多氯联苯、六六六、滴滴涕等,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准生产和经营。
　　第五条 乡镇、街道企业不准从事石棉制品、土硫磺、电镀、制革、洗毛、造纸制浆、土炼焦、漂染、炼油、金属冶炼、煤焦油、沥青加工、土磷肥和染料等小化工,以及噪声振动严重扰民的生产项目。已建成的采取关、停、产、转措施。确有困难的,应进行整顿、改造和治理,限期达到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六条 乡镇、街道企业的新建或扩建,必须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和集镇(包括乡、村)规划。建设地点的确定,必须由市、县的规划管理部门会同市、县环保部门统一审定。
　　第七条 在风景旅游区、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不准进行任何破坏风景资源、名胜古迹和污染环境的生产活动。城镇居民稠密区、文教、商业区不得新建烘喷漆、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力织、五金冲压、焊加工、锯木加工等有“三废”污染和噪声严重的生产项目。已建的,要关、停、并、转或限期搬迁,并同时进行治理。
　　第八条 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不准新建、扩建生产性建设项目。不准向千岛湖、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分水江、兰江、寿昌江、浦阳江、苕溪、天目溪等水域排放超标污染物。
　　第九条 凡有集镇规划的区域,应设集中排污口。未经水域管理和环保部门批准,不得擅设排污口。
　　第十条 乡镇、街道企业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批程序:
　　(1)所有的新建、改建、扩建和转产的乡镇、街道企业,都必须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一式五份报县、区环保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市环保局统一制发。审批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报表,一份送市环保局备案,一份由县或区环保部门留底,一份送银行作拨贷款依据,一份送项目批准部门作审批项目的依据)。市环保局如认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不当,可在收到报告表的十五天之内提出复审意见。县、区环保部门应以复审意见为准。凡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审,或未经环保部门审查同意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建设项目计划,银行不准拨款。如发现擅自或强行建设的,环保部门有权与银行联系停止拨款或通知停建。
　　(2)列有建设计划的项目,审查扩初设计或建设实施方案时,应组织有关县、区环保部门参加。设计方案或建设实施方案中的环保设施应完善,“三废”排放和噪声都要达到国家标准,环保设施投资必须落实。凡没有“三废”治理或设施不完整,达不到环保要求,投资不落实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如发现有违法开工建设的,环保部门有权通知停建,待符合要求后由环保部门通知恢复建设。
　　(3)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环保部门有权监督环保施工实施情况,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实事求是提供有关情况。发现移用环保投资影响环保工程建设时,环保部门有权通知整个项目停建。
　　(4)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同时投产(或试生产),经二至三个月的连续运转考核后,应组织有环保部门参加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如不进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应由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组织环保设计单位和银行等部门,单独对环保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并同时由建设单位填写环保设施合格审批表五份(四份报县或区环保部门待批)。验收时,环保工程的工艺图、土建图、竣工决算、处理效果的监测数据、生产时实际产生的排放量、实际处理能力等资料应完整,并提出存在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凡通过验收并符合要求的,由县或区环保部门发给环保设施合格证,并报市环保局备案。对已领取环保设施工程验收合格证的项目,省、市环保局如发现不符事实,有权复验或责成县、区环保部门收回合格证,重新复验并以复验的意见为准。对复验不合格的,作为没有执行“三同时”规定论处。
　　（5)乡镇、街道企业建成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工商营业执照时,应持有环保部门发放的环保设施合格证。凡没有环保设施合格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发营业执照。已领得营业执照的,如发现有不符环保要求,环保部门有权通知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严禁将有毒、有害的生产项目委托或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乡镇、街道企业生产。
　　第十二条 凡县属以上单位或企业,委托、转让给乡镇、街道企业生产的项目,凡有污染的,必须附带有环保治理设施;无环保治理设施的,不得委托、转让。
　　第十三条 凡县属以上单位或企业与乡镇、街道联办企业,由单位和县属以上企业,负责按有关规定办理各项环保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严禁向江、河、湖、溪、水库等水体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洗涤有毒有害的容器和污染物;严禁向水体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第十五条 严禁利用窖井、深坑、深井排放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或直接埋入地下。废渣和矿渣要综合利用,妥善处理。
　　第十六条 在蚕桑、果树主要产区,严格控制新建砖瓦窑。现有的砖瓦窑要调整布局,不得危害蚕桑和果树。
第十七条 乡镇、街道企业排放的“三废”和产生的噪声,要采取治理措施。凡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按照《征收排污费的暂行办法》征收排污费。
　　第十八条 乡镇、街道企业均应设有环保管理人员,负责对本企业的环境管理,并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呈报环境现状报告。
　　第十九条 凡在环境保护工作上作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一定奖励。奖励办法按《杭州市环境保护奖惩条例(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凡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1)、(4)款,不执行“三同时”或环保措施达不到要求,强行投产,造成环境污染及危害的,除加收二至五倍超标排污费外,按污染和危害的程度,对企业处以三万元以下和对企业负责人处以二十至五十元的罚款,直至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或诉诸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凡违反本规定第十二、十三条,对于转嫁污染造成危害的单位,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处以三百元以下罚款,直至追究行政责任或诉诸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罚款从企业留利中开支,不得列入企业成本或从营业外列支。罚款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作为环境保护专用资金。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县、区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监督实施。其解释权属杭州市环境保护局。


刑事诉讼案件公开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 刑事诉讼/公开/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 尽管法律文本对刑事诉讼案件公开已有初步的规定，但是因为其尚不完善，导致司法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决断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要改变当前法官在审判中的尴尬境地，应当构建比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开机制，保障公众权利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合理界限。


因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立法确立的刑事诉讼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但是“行动中的法”并不总是因循守旧，文本中的法总会被不断突破。[1]（P39）审判公开之外，刑事案件信息由于种种原因被不当公开，使得尚未定论的司法话题不恰当的演变为了公众话题。刑事司法运作中，案件信息公开呈现混乱状况：一方面，公众意见借助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报纸等等现代社会各种及时、高效、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介质，浸入司法的运作过程，导致案件审理法院和办案法官常常处于法律和公众意见的夹缝中艰难决断；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新闻监督权和公众话语权的不当行使，也受到了来自司法领域和法学领域的责难。

一、研究的问题

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让公众与媒体知悉，被称为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各个国家刑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现实中的刑事案件信息公开出于抚慰受害者、教育公众、社会治理以及新闻报道的需要，在审判公开之前、之外，已经被部分地公开了，从而客观上为公众在案件判决前，提供了知悉案件信息的途径。然而，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审判态度的表达，一方面起到了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例如对缺乏程序正义的诉讼过程的不认同，使办案法官不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依法审判；而另一方面，在媒体引导下或者说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判决的不适时、不恰当表达，以及公众在不了解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凭一时感情而对案件是非对错进行的评价，却会极大影响法官正常办案。

随着刑事犯罪的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案件的复杂化，加之公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官的知识并不总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种知识集合上的“相交”关系，导致不同知识背景下两种不同认识之间的误会，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在移植法背景下，这种误会得到再次放大。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判决与公众认同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司法现代性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了断裂。”[2]（P32）作为一个常识：拥有不同知识的两个群体，对同一问题一般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这时与其说公众意见对刑事司法在起监督作用，不如说公众意见已经极大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决断。

1966 年，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Clark）在 Sheppard（注：这里有必要对 Sheppard 一案进行简要交代：塞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 年因涉嫌棒杀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辩称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将他击昏后所造成。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泼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一篇社论题为“为何警察不侦讯首要嫌疑人？”要求将谢泼德拘押在警察局进行询问。另一篇社论则质问“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后，各种形式的媒体仍继续鼓噪。例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警方宣称发现谋杀罪新证据”，等等，诸多报道与评论频频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而对于庭审过程，媒体亦紧追不放。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充斥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媒体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为了竞选连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做出后方才停息。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在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获得联邦法院重审其案之前，谢泼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若干年后，谢泼德的上诉审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载有倾向性内容的剪报，以作为谢泼德受公平审判权利受到侵害的证据，See 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 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审理，但是这一次审判宣告谢泼德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泼德去世。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决中写道：“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鉴于现代传媒的煽动能力和将陪审员与有倾向性的报道隔绝开来的困难，上诉法院有责任对审判情形作出独立的评价。若是审前的倾向性报道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可能损及公平审判，法官应当延期审理（continuance）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沾染之地区进行审判（change ofvenue）。另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sequestration of the jury），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但是，我们应记住推翻判决只是治标之道；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措施。法院必须采取如此措施以保护其秩序不受外界不当之干扰。检察官、辩护人、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或执行官员皆不得影响法院的此种保护功能。”（注：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

公众意见干预司法程序的情况客观存在，其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刑事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注：法官代表国家对案件的权威性裁断，代表了一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完结。而在判决作出前案件信息不当公开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都要由法官来消解。）却在切身感受着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刑事案件公开本身，因为让诉讼尽可能地在阳光下进行已是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信息被不恰当地公开了。可以说，整个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由于缺乏规制，已使司法活动陷入了困境。

二、中国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文本与现状

在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方面，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作了初步的规定，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法律文本粗疏

刑事案件公开机制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的立法在宪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另外，2007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进一步规定了审判公开问题。但是《意见》中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并不易操作。如《意见》第 22 条规定了有权决定裁判文书公开的人民法院和具体的公开方式：“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的情况制定通过出版物、局域网、互联网等方式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逐步加大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笔者通过可以掌握的各种检索途径，没有发现高级法院制订的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

从以上的立法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案件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审前的准备阶段等其他阶段的案件信息的社会公开并没有做出规定。审判公开是以公开审理案件为核心内容的。更具体些讲，指的是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这也被我国学者界定为刑事诉讼的“审判公开”原则。[3]（P86）审判公开本身作为彰显刑事司法正义与司法透明的制度设计无疑是司法进步的标志。但是，立法规定的审判公开满足不了大众和新闻媒体对案件知悉欲求的需要，更无法涵盖司法实践中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已经公布于世的事实。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案件具体在何时公开？ 由谁来公开？ 不同案件究竟以何种方式公开？ 庭审之外法官是否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 法官能否向媒体谈论自己关于案件的看法？ 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指的是哪一级人民法院的庭审和宣判要公开？ 在二审法院对案件正在审判中，一审法院就案件的细节能否公开？ 对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少有可以操作的依据可循。即便是对审判公开进行了相对较为细致规定的《意见》，也不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二）司法运作失范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必然要映射为比较混乱的现实运作。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审判公开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1. 形式大于实质的审判公开。首先庭审公告很不规范，很多案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众无从知悉案件何时开庭，就无法旁听案件审判；其次以笔者大量观察来看，未经法庭允许的记录、拍照、录音、摄像，一般会被法警与法官即刻制止。而申请对案件进行新闻报道需经级别较高的部门批准（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23 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由此可见，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法院本身还是持很谨慎的态度。）。近些年公众能在电视等相关媒体上看到的“庭审直播”都是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并且大多属于“形象工程”，因此通过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这一合法、正规渠道，大众与新闻媒体往往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案件信息。另外，即便是实践中各地法院推行的审判公开后的裁判文书公开，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通过与众多法官的交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裁判文书公开承担的政治功能多于司法功能。哪些裁判的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哪些不能公开，都由法院根据各个案件不同情形定夺。

2. 审判公开之外的“公开”更是混乱。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检察院还没有提起公诉，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便接受了媒体采访；当事人为了争取对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极富智慧”地向媒体透露案情；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和关系网络迅速获取案件信息进行报道；诸多的案件甚至还没有判决，已经成为了民众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对一些案件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公开讨论和投票表决。例如备受公众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在判决还未做出时，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几乎使许霆案家喻户晓（注：这其中有很多电视台进行的关于许霆案的讨论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大家看法》栏目，更是请来了国内知名的刑法学专家、律师、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对案件进行讨论。参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2008 年 3 月 1 日的《大家看法》栏目：《许霆案的法内法外》。中央电视台的这次节目是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之后，2008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之前这一关键时期进行的，鉴于央视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绝对的权威地位，我们很难说，办案法官会不受节目内容影响。在该栏目开始时主持人说：“假如有这么一台自动取款机，你取一千块钱它就给你一千块钱，但是你的账户上却只扣一块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许霆的青年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选择是不停地取钱，取了 171 次，一共拿了 175000 块。他这么做的后果被一审判了无期徒刑。不过这个案子前不久又被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而他那段‘荒唐’的自辩让很多原本支持他无罪的网友都倒戈了。”这段文字也是央视国际网站该栏目的内 容 简 介。具 体 请 见 http：/ /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 = VIDE1204376069652891，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公众意见的作用力进入审判场域，成为法官无法摆脱的“案外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完结是以案件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为标志的。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判决，正在对案件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甚至还根本没有接触案件时，案件的部分案情即见诸媒体，实属违背法理。先通过媒体而不是法庭和案卷了解案件，这难免会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尤其是当公众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已经形成了绝对性的倾向时，法官的裁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成见的影响。而要使法官作出与公众意见相悖而忠于法律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至少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法官将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注：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可能来自上级和相关部门对压力的再下放与强化。）。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法官有时对舆论信息的接触甚至是主动的、兴奋的，[4]（P19）已经形成了审理案件先看舆论导向，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不良司法“惯习”，严重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

三、案件不当公开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法律规定的只有在审判时才能公开的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就可以被公众所知悉？ 公众的意见是如何影响法官审判的？ 重压下的法官如何扮演居中裁断者的角色？

（一）案件不当公开的途径

1. 新闻的本质属性就是不断寻奇求新，发现新闻点。愈是新奇的、重大的事物愈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新闻媒体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获取案件信息。求新求奇的特点也会使新闻偏离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而放大有益于吸引眼球的细节。

2. 因为“媒体曝光”已成为很多案件最终得到解决的契机，被媒体关注过的案件也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这也正是人们利用了司法机关办案不得不考虑舆论压力而进行的“极富智慧”的行动选择。因此很多案件在进入司法途径解决之前就已被新闻媒体捷足先登而见诸报端了。这样一来，很可能还未被司法机关立案的案件，已经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进行过充分讨论。但是因为新闻的视角和标准与刑事司法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差异，无疑使司法机关办案处于尴尬境地。

3. 因当事人担心法院不能严格适用法律，在法院审判的同时就同步让媒体曝光，接受媒体采访以扩大影响，争取舆论支持。这类情形往往是当事人在庭审前法院开展准备活动期间，借助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创造舆论环境，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无疑将法院置于法律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