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儒家的所谓“德主刑辅”来统治的，实际中掺杂了法家的残酷手段、高压政策来奴役人民。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今天，在实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营造高品位的公序良俗，这就要求在立法与执法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规定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就是一个很 “人性化”的法律规定。此“人性化”的法律规定，与儒家的“亲亲相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亲亲相隐”的经典，出自《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经典讲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楚国的叶公，向游历到叶县的孔子，介绍当地的法制情况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道德的人，其父亲占有了别人的羊，他就向有司揭发了。”孔子答道：“我的家乡正直道德的人不同于此，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道德就在这里面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亲亲相隐”的经典了。

　　另外，儒家还有两则相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呢？还是应该抓他报官呢？”孔子说：“都不行，扭头跑开才对。”第二个是孟子的学生桃应说：“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会让他任命的法官皋陶抓其父亲吗？舜怎样做才合适呢？”孟子答道：“他不能阻挡皋陶抓其父亲。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就像扔掉破鞋子一样，他很可能是背着父亲逃走，在大海边住下，享受天伦之乐，忘却掌握天下的大权。”

　　“亲亲相隐”主要反映了儒家伦理法系重视亲情的一面，同当前倡导的人性化执政，着重保护人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仿之处。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新刑诉法在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就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也是立法者为防止“至亲”之间反目成仇，家庭亲情遭破坏，同和谐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

　　在具体的刑事审判工作中，在执行“至亲”不强制到庭质证方面，要厘清涉及此方面的几个问题，以便正确的贯彻执行新法。第一是要明确刑诉法总则指导分则，但分则的个别条款也可例外；第二是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范围不相同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在共同犯罪或并案处理二名以上被告人时，被告人之间存在“至亲”关系，在法庭上质证的问题和“大义灭亲”从宽处理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问题。

　　新刑诉法在总则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第九十九条中又进一步强调：“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要依法处理。”在“分则”中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新刑诉法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应当肯定是与儒家“亲亲相隐”有很大区别的。当今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律的主旋律是惩罚与保护并重，在充分尊重保护人权的同时，又要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亲亲相隐”是亲情至上的包庇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唐律中，也是有条件“相隐”的，只能局限于一些很轻的犯罪，而不是重罪，如犯谋反、谋大逆、亲属之间相互侵犯，就不适用“亲亲相隐”这个儒家法系原则。

　　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同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不相同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关于“至亲”应该理解为最亲近的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第一顺序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依照此法规定，兄弟姐妹是法定继承第二顺序人，是同祖父母、外祖父母为同等顺序的继承人。也是亲人，但不是最亲近的人。由此看出，不强制到庭质证的证人，掌握的面是很窄的。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兄弟姊妹时，在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且有必要出庭时，也可能存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但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要从严掌握尽量避免。同时还要注意，在新刑诉法中对“近亲属”赋予了新的权利，与老法相比权利内容扩大了。如在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就规定：“近亲属可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委托辩护人。”“代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赋予了近亲属多项新权利，也是立法者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权，所采取的多种措施之一。

　　在审理同案被告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时，被告人之间是“至亲”关系时，可否“同堂对质”呢？这应该从立法的本意上来理解，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均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可在法庭上作为“证言”来出示，让双方质证，也能产生“查证属实”作为定案根据的效果。不应该让存在“至亲”关系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先对眼后翻脸”。如这样做就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了。此问题也有待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还要清楚我国现施行的刑律，是以“大义灭亲”为主题的，但也有为家庭和睦，采取有限容忍的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犯罪，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只有自诉人 “告诉”才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这也是与“亲亲相隐”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刑律的主要方面是拒绝“亲亲相隐”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三百一十条至三百一十二条就规定了，明知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所得赃物，而帮助逃匿、隐匿的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是要分别构成窝藏、包庇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此类犯罪往往产生在熟人、亲友之间，碍于面子或亲情而受连累。这也是刑律为维护社会大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有关司法解释，也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2月22日制定的《关于处理自首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察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与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这是对“大义灭亲”从轻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发落，让被告人也得到“实惠”。尽量弥补亲人之间所产生的裂痕。

　　儒家的纲常礼教与习惯，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渊源，“亲亲相隐”就在其中，有其合理成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刑律又是一个“重器”，在其修正时能合理的吸取各方精华，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也是法治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体现。


（作者系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酒类管理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00年7月3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酒类生产和流通的管理，维护酒类市场秩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酒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酒类生产、流通及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酒类是指发酵酒、蒸馏酒和配制酒，包括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食用酒精等（不含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销售的药酒）。
第四条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是全省的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酒类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酒类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酒类的生产和流通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酒类生产和流通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名优酒类，打击假冒伪劣酒类，促进酒业健康发展。

第二章 酒类的生产和流通
第六条 从事酒类生产的，除个人或者家庭自酿自饮的酒类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省酒类生产规划、布局；
（二）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地、设备、检测仪器、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质量管理体系；
（三）符合质量、卫生、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从事酒类生产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逐级上报省酒类行政主管部门。省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颁发《湖南省酒类准产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书面告知其理由。
白酒的生产，按国家有关规定申领生产许可证。
第八条 从事酒类批发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经营场所、仓储设施；
（二）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三）有熟悉酒类知识的人员；
（四）符合卫生、安全要求；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从事酒类批发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逐级上报省酒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省酒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颁发《湖南省酒类批发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
，不予批准，书面告知其理由。
第十条 从事进口酒类批发的，应当向省酒类行政主管部门申领进口酒类批发许可证。进口酒类批发许可证按国家规定的条件核发。
第十一条 取得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准产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和食品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的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方可从事酒类生产、批发业务。
第十二条 从事酒类的零售业务，应当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酒类生产者在产品出厂前应当进行质量检验，出具质量合格证。酒类经营者在进货时，应当索取有关酒类产品的质量证明并验明产品质量。
禁止生产、批发、零售假冒伪劣酒类。
第十四条 生产酒类的原料、配制酒类的基酒和食用酒精，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禁止使用甲醇、非食用酒精或者其他非食用化学物质配制酒类。
第十五条 酒类生产企业应当执行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和饮料酒产品标准，并将所获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准产证）的编号标明在产品标签上。
第十六条 联营生产同一品牌的酒类，应当统一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产品标准，并在食品标签上注明实际产地的厂名、厂址。
第十七条 已领取了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准产证）的本省酒类生产企业销售自产酒类的，免领酒类批发许可证。
第十八条 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无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准产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者购进酒类；省外尚未实行许可证（准产证）制度的酒类，经营者需要购进的，必须凭产地酒类行政管理部门的证明文件。
酒类零售者不得销售自行加工配制的白酒。
禁止流动销售散装白酒。
第十九条 鼓励省外名优酒在本省销售。
销售省外酒类的，由销售该批次酒类的总经销商持卫生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检验合格证明文件，到当地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在本省范围内销售。
第二十条 本省生产的酒类销往省外，省外要求提供准运证明文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申请出具证明文件。本省生产的酒类在省内流通不实行准运证制度。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酒类生产、经营进行监督检查。
酒类生产者、经营者应当接受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证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挠检查。
第二十二条 酒类生产者、经营者应当在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准产证）或者酒类批发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流通活动。
第二十三条 酒类准产证、酒类批发许可证由省酒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禁止伪造、涂改、买卖、转借。
酒类准产证、酒类批发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
第二十四条 从事酒类产品的展销、促销、新闻发布活动，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广告经营者和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不得为无酒类生产许可证（酒类准产证）、酒类批发许可证的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酒类广告。
禁止进行虚假酒类广告宣传。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并对有功者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报备案从事酒类零售业务的；
（二）流动销售散装白酒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酒类产品展销、促销、新闻发布活动未报备案或者酒类零售者销售自行加工配制的白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酒类准产证从事酒类生产或者未取得酒类批发许可证从事酒类批发的；
（二）向无酒类准产证、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证明文件者购进酒类的；
（三）销售省外酒类，总经销商未到当地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验证手续的；
（四）涂改、转借酒类准产证、酒类批发许可证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应当予以处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出入境检验检疫、公安等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酒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