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长期以来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其在融合情感、稳定秩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外国誉为“东方经验”，加以借鉴并运用。我国各级法院的调解制度在维护我国社会以及经济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效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然而，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法院调解制度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本文在此略作探析，浅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目前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主体身份的双重性

　　我国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对某一案件是适用调解程序还是适用审判程序，通常是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由同一法官主持整个程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某一法官既担任调解者又担任裁判者这种双重角色的情况。根据调解的本质要求，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调解者，他应当只能帮助双方当事人分析、理清争议中的事实问题，并为双方当事人解释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解，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化解双方的分歧，从而帮助、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我国民事诉讼调解中的调解者虽然在调解的过程中也担任这种角色，但是，由于调解者兼具审判人员的身份，在调解的过程中难免会对当事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当事人对调解者在调解的过程中发表的意见、提出的解决纠纷方案都不得不慎重的考虑，甚至担心一旦违背调解者的意愿，在案件转入审判程序时会面临不利的后果。法官这种双重角色的存在，使得法官在我国这种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难以正确把握自己的身份，有的法官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做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者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这将会使得调解的自愿性难以得到保障。“调解人员的双重身份，不仅是法院调解所有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是调解本身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得以爆发的导火线。”

　　（二）自愿原则与司法强制性的矛盾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调、审不分的审判模式，将调解和判决置于同一诉讼程序中的目的在于“通过法院调解既可以获得与判决相同或相近似的法律上正确的处理结果，同时又可以避免判决所具有的高成本和强制性”。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可取的。但是，调解与判决是性质迥异的两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时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而适用判决的方式解决纠纷则完全依据国家的法律，具有严格的强制性。在我国这种调、审不分的审判模式中，调解者与裁判者在身份上的重合，使得调解者在调解的过程中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位置，在这种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得不变形、虚化。”

　　（三）权利保护与让步息讼的矛盾

　　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进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让步与妥协往往使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诉讼调解与其它调解一样，调解协议的达成不可避免地要求当事人谅解、作出让步。假如双方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作出丝毫让步，调解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为了使调解能够成功，法官必定会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解，要求当事人保持克制、谅解的态度，并要求当事人对调解方案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在司法实践中，让步往往是单方面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理的一方当事人向对方作出让步。如有的人认为，调解能够成功，很大的特色在于当事人放弃自己一部分合法权利，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成功虽然使争议得到解决，但却是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很明显，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还有的学者指出:“经济纠纷案件的调解实质，就是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来说是原告)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的解决，换言之，就是原告作出让步。”对此，虽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调解过程中的让步一般是由原告单方面作出的”，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单方让步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有其合法、合理的一面，而且对于防止矛盾激化，保持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有积极意义。但是，诉讼中的调解毕竟不同于其它调解，从诉讼的角度而言，该做法削弱了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本旨是背道而驰的。

　　（四）调审合一的模式必然导致重调轻判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即承办案件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可以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也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因此，这就导致了我国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结案。虽然判决和调解一样，都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表现形式，但是，与判决相比，调解结案可以给法官带来很多方面的好处：首先，采用调解的方式可以使法官在更短的时间内结案，节省了其办案的时间；其次，由于调解结案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法官承担的风险就相对较小；再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一些很难作出判断的案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法官也不例外，法官为了避免判决时自身所要承担的风险，必定会选择调解的方式处理案件。因此，出于种种利益的考虑，大多数法官都会倾向于选择效率高、风险相对较小、省力的调解而回避效率低、风险较大、费时的判决结案。所以，只要法律仍然把调解与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并使两者合一，那么，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就不可避免。

　　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具体构想

　　在结合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必须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行一些细节性的改造，来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具体如下：

　　（一）实行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

　　所谓调审分离，是指将调解与审判分解成相互独立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分别负责调解和裁判，以达到调者不审，审者不调。笔者认为，调审分离应该是在保留诉讼调解制度的前提下，将调解与审判予以适当分离，即调解仍然在法院内部进行，但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分别由不同的法官予以主持。

　　因为这种模式可以根除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最主要的弊端，即调解的自愿性难以保证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我国这种调审合一的模式，参与调解的法官同时兼具该案的审判权。“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使调解与判决这两种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的解决纠纷的制度经常处于紧张和冲突状态，而且也使调解的自愿性受到严重的损害，以判促调、以判压调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调审的适当分离要求案件的调解与审判分别由不同的法官主持，使得主持调解的法官不再享有对该案的审判权。参与调解的法官的强制性根源被剥夺后，当事人就不必担心法官在将来的审判中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裁判而违心地接受调解方案，从而彻底地解决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那种或明或暗的强制调解问题。另外，这种调审分离的模式还可以消除案件的调解对后续审判的影响。我国的调审合一模式使得调解案件的法官享有继续参与案件的审判工作的权利，这就很容易导致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形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裁判。将案件的调解者与审判者实行分离后，正好可以消除这种弊端。

　　（二）限制调解程序的启动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调解程序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两种方式开始。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调解程序依当事人的申请开始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调解程序如果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而开始却存在着问题。原因在于，法院超职权主义色彩的介入会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压制，从而导致强制调解的出现。笔者建议，我国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应限定只能依当事人的申请开始，申请的方式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而将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开始的规定予以取消。这样的规定不但能够排除强制调解，而且更能体现调解的自愿原则。

　　（三）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制的一般要求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免受侵害，从而达到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诉讼调解作为我国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的成功一般是以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显然，这与法制的一般要求相矛盾。基于这个原因，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调解程序中，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对那些明显欠缺公平的调解协议应当仔细进行审查，以确定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行为。对于存在上述情形的，人民法院应拒绝调解，同时，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予以说明，通过诉讼的方式同样可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而且，权利的保护会更加公平。当然，若调解协议的达成确系当事人的本意，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法院则不应干预。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章武生著:《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王红岩:《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调审分立》，载于《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4］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的通知

博州政办发〔2009〕78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阿拉山口口岸管委会，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州人民政府各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拟定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九年九月四日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第一章　会议制度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自治州金融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统一协调和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共同防范和打击制贩假货币违法犯罪活动，不断促进辖区经济繁荣和发展，构建和谐博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博州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成员由州法院、检察院、州党委宣传部、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安局、文体局、教育局、广播电视局、交通局、工商局、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博尔塔拉银监分局、农业发展银行博州分行、工商银行博州分行、农业银行博州分行、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建设银行博州分行、农业银行博尔塔拉兵团支行、邮政储蓄银行博州分行、博乐市农村信用联社、阿拉山口海关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为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行长为联席会议召集人。
第三条　联席会议负责组织、协调全州的反假货币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㈠ 根据国家关于反假货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研究制定自治州反假货币工作的办法、措施。
㈡ 协调自治州有关部门、单位之间涉及反假货币的重要工作。
㈢ 组织自治州反假货币知识培训工作。
㈣ 组织、指导自治州反假货币宣传、教育等活动。
㈤ 自治区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及自治州党委、人民政府交办的与反假货币工作有关的其他事项。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反假货币工作，并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做好反假货币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联席会议的日常办事机构为联席会议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办公室主任由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分管领导兼任。其主要职责是：
㈠ 处理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组织全州反假货币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并向联席会议报告和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报。
㈡ 根据联席会议召集人的决定，筹备召开联席会议，准备议题，起草文件，组织会务，督办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
㈢ 联系各成员单位，协调各方面关系。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的联络员会议，通报情况，研究问题。对各县市（口岸）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业务指导。
㈣ 负责年度反假货币案件奖励的审批、上报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反假货币奖励经费的及时兑现、使用和监督，充分发挥专项经费在反假货币工作中的激励作用。
㈤ 负责反假货币信息的采集、整理、反馈和存储等工作。
㈥ 起草年度反假货币工作计划和反假货币工作总结，向自治区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自治州人民政府报告。
㈦ 组织各成员单位参加反假货币宣传活动。
㈧ 协调各成员单位的假币鉴定工作。
㈨ 组织反假货币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㈩ 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联席会议由召集人主持，联席会议成员因事不能到会，应委托本单位相应级别的负责人参会。
第六条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召开的具体时间，根据需要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报请联席会议召集人决定。
第七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如有需要提交联席会议研究的事项，应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建议，经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联席会议召集人，决定是否组织召开全体或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会议。
第八条　联席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分送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并报自治区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第二章　联络员制度


第九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指派一名科级以上干部作为联席会议联络员（以下简称“联络员”）。
第十条　联络员代表所在单位协助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其具体职责是：
㈠ 协助联席会议成员（本单位分管负责人）做好本单位反假货币的相关工作。
㈡ 负责本单位与联席会议办公室的联系工作，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反假货币工作的有关情况。
㈢ 参加反假货币工作联络员会议。
㈣ 配合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日常反假货币工作。
㈤ 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召开联络员会议的建议，并提出相关会议议题。
㈥ 对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有关工作建议。
第十一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联席会议办公室可临时召开部分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以便及时沟通情况，交流信息，反馈意见，研究对策。
第十二条　联络员因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再承担联络员职责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及时调整、补充，并告知联席会议办公室。


第三章　信息交流制度


第十三条　反假货币信息交流要为联席会议把握反假货币工作全局、科学决策服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及时、准确、全面地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供工作信息，联席会议办公室及时向成员单位反馈，实现信息共享。
第十四条　反假货币信息交流的主要内容包括各成员单位反假货币工作的最新动态；反假货币工作经验；制贩假币的重大案件通报；发现新造假手段的情况反映；有关反假货币的法律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假币没收、收缴的数量统计；国内外货币的防伪技术特征介绍等。
第十五条　反假货币工作信息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㈠ 反映的事件应当真实可靠，事例、数字准确；
㈡ 急事、要事和突发事件应在24小时内报送，必要时应连续报送；
㈢ 主题鲜明，言简意赅，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
第十六条　反假货币工作信息分为定期报送和不定期报送。
假币没收、收缴的数量统计为定期报送信息。凡办理假币没收、收缴业务的成员单位应按照版别、券别进行分类、整理，填写统一的《假币解缴汇总单》，于每季度最后月份的25日前将假币实物解缴到当地人民银行。
反假货币工作最新动态、反假货币工作经验交流、制贩假币的重大案件通报、发现新造假手段的情况反映等为不定期报送信息。各成员单位在反假货币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迅速将该信息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
㈠ 反假货币工作最新动态；
㈡ 反假货币工作经验；
㈢ 制贩假币的重大案件通报；
㈣ 一次破获（或发现）假币面额总计在10万元以上的发案情况通报；
㈤ 发现新的造假手段；
㈥ 新的假币犯罪手段；
㈦ 假币跨国、跨省（自治区）、跨地（州、市、县）犯罪的大案、要案。
第十七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通过传真、简报或互联网等形式向联席会议办公室传送本单位反假货币工作信息。有条件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建立反假货币信息资料库，以适应随时调用和信息共享的需要。


第四章　分工协作制度


第十八条　人民银行博州中心支行负责对全州金融机构反假货币工作的指导，做好反假货币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牵头组织反假货币宣传工作，负责假币案发时货币真伪的技术鉴定。
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窗口临柜人员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采取严密措施，及时、合规收缴假货币，确保假货币不从金融机构柜台流出流入，维护人民币信誉；严格按照反假货币宣传工作部署，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营业网点，深入城镇、社区和农村，不断拓宽反假货币宣传工作覆盖面。
第二十条　阿拉山口海关应加大边境缉私力度，严厉打击偷运假货币入境犯罪活动。加强对出入境客货的检查，严格货币出入境管理，防止各类假货币出入境。
第二十一条　公安部门负责假货币案件的侦破工作，加强跨地区合作，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查证结果，打击、防范跨地区假货币犯罪活动。法院对假货币犯罪的案件，要及时依法审理，依法惩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应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认真开展立案监督、审查批捕、起诉等工作，确保打击假货币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有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工商、文化部门应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管理出版、印刷行业和经营复印业务的企业，并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批准非法印制、复印、出版货币图样的单位，要按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应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货币管理的法律法规、货币知识、反假防假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爱护人民币的意识，自觉抵制制贩假货币的犯罪行为和持有、运输、使用假货币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教育部门配合金融机构对学生进行爱护人民币和反假货币的基本常识教育，培养学生从小树立爱护人民币的意识，提高学生对真假币的辨别能力。
第二十五条　交通部门对货物运输进行适时检查管理，发现假币贩运应及时进行堵截，并报告公安机关。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由自治州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定和修改，由自治州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