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

满德利

一、被告人身份概况
被告人王志安，男，49岁，1955年4月16日出生，黑龙江双城市人，汉族，初中文化，职业司机，从事个体运输经营，住黑龙江绥化市团结街9委62组16号。2004年3月7日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9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二、犯罪事实
2004年3月6日8时许，被告人王志安与甄庆江一起驾驶黑M-04777解放大货车运送货物，途经陕西省310国道姜谭超限运输检测站时，被路政人员拦挡到站内停车场等候检测。王志安为逃避检测，当日一直未开车通过超限检测站，伺机闯关逃逸。至晚6时许，王志安见路政人员减少，决定驾车逃逸，当其驾车行驶至超限检测站西侧出入口时，被路政人员范永强发现，遂上前手持停车牌示意王志安停车检查。王志安不服从，继续开车行使，范永强被迫跑向车左侧，一边用手去抓该车倒车镜连杆，一边用停车牌击打该车左侧车门，王志安置之不理继续开车，致范永强跌落在地，被大货车左侧车轮从腰部碾压过去。王志安通过倒车镜发现轧人后将车开到附近加油站停放，返回案发现场察看情况后，弃车到宝鸡市渭滨交警大队报案时被抓获。经法医鉴定，范永强系遭受钝性暴力作用，致骨盆多发性粉碎骨折，腹膜后巨大血肿形成，胸腹腔大量积血引起急性休克死亡。

三、宝鸡中院请示的问题
宝鸡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宝鸡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此案定性上存在分歧，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王志安犯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王志安的刑事责任。其主要理由为：因为王志安为逃避检测，驾车闯关，在检查人员举牌示意其停车的情况下仍驾车行使，其系30年驾驶龄的司机，应当知道在有人阻挡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但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在开车撞人后仍未停车，继续开车行驶四、五十米才停车，王志案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间接故意，应认定王志安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志安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其主要理由为，一、王志安没有杀害范永强的目的和动机。王志安的行为目的就是逃避检测，他不追求致伤、致死被害人，也不放任致伤、致死受害人。二、从王志安犯罪时和犯罪后行为表现可以判定，王志安对致死受害人主观方面是过失的，在受害人范永强用停车牌击打左侧车门时，王志安踩了一下刹车，后继续开车行驶，故王志安踩刹车是意图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三、王志安在驾车撞人后，将车停在附近加油站返回案发现场察看，后又到渭滨交警大队报案，表明他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持放任态度。故应认定王志安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四、法律规定和本案所触犯的犯罪构成
（一）、法律规定的罪过形态的具体含意
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两种犯罪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它们在主观内容上有不同点：故意杀人罪，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中间接故意杀人，对被害人是死是活，并不积极追求，而是听之任之，完全采取放任的心理态度。而过失致人死亡罪，指行为人对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而是一种过失的心理态度，这是区别两罪的根本。
（二）、王志安的主观状态
准确把握间接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分要素，是认识王志安主观状态的关键。间接故意杀人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的过失致人死亡主观要件的区分，是准确把握两者界限的重点。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并非积极追求该结果的发生。两者的区别在于主观心理态度不同，这一主观心理态度上的区别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1、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预见。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的预见都是一种可能性的预见，如果是必然发生而实施行为，则是直接故意杀人。但显然两者在预见可能性发生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虽然预见到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主观上认为不会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发生可能性的程度并没有判断，在主观上他更关注的是另一个特定目的的实现。
在本案中，王志安主观上就有这样的目的。2004年3月6日上午8时，王志安和甄庆江所驾驶的汽车就已经到达陕西省310国道姜谭超限运输检测站，但至到下午6时的10个小时中，王志安为什么不及时通过检测而在原地滞留呢？从同车司机甑庆东的供述可知，王志安一直在打听检测站的事情，并且已算出自己可能受到的经济处罚,说明王志安已有了逃避处罚的意图，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已。到下午6点多钟，当超检站的部分检查人员去吃饭时，王志安认为机会到了，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车逃跑，以逃避处罚。但王志安明知仍有检查人员会对其拦阻，其还是企图自己能闯关成功，达到不被罚款处罚的目的。
2、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对所预见到的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一种主观愿望。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行为人都不希望和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但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的。而间接故意行为人并没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持一种放任的态度。
王志安在公安人员讯问时供述：
“【你听到有人敲砸你的车窗，并且你自己向外瞅了一下，发现有个穿兰衣服的人就在车边，你为什么不停车？】
我一心想开车朝外跑，没有停车的意思。就是不想停车，想将车开走，不想交超限站这些费用。”
王志安的以上“放任”态度，有两个方面：一是他虽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但并不设法防止其发生，而是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王是有30年驾龄的老司机了，在范永强对其车辆进行拦挡时，已有的驾驶经验使其对危险性的预见十分明确，其不但不停车，反而加速行使，表现出其对范永强生命安全的极度漠不关心。二是行为人具有这种放纵结果发生的动因，是源于其希望借助其行为实现逃避处罚这一特定目的的愿望过于强烈，使其主观态度达到了不计较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王志安的供述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我下车打听超限站收费的情况，参照他人交费的情况我推算出我得交8、9百元钱，所以我就一直将车停在停车场，没有上检测站的检测线。因为一上检测线，路政人员要收走汽车的行驶证、营运证。因我跑长途车带的钱不多，如果在超限站内一交钱，怕路上不够用，所以我见有机会的话就准备开车跑。我听见有人敲我旁边的车门，我就是想跑，还停什么车？”
因此，被告人王志安为了达到逃避路政人员处罚的目的，在主观上不在乎被害人的生命安危，对事态的发展持放任的态度，故其主观状态属于间接故意，而非既不希望，也不放任的主观过失。

（三）王志安在案件发生后，发现自己把人轧了，即主动到渭滨交警大队报案，此情节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其行为不是为了阻止事态的发生，或者是避免事态的扩大，只是在事情发生后，希望通过这一行为能减轻自己的罪过。这是对王志安在量刑时考虑的情节，而非系确定罪名时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

（四）王志安的行为也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王志安的行为违反的不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是超限运输检测规定，故王志安的行为没有构成交通肇事罪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前提条件，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五、最终结果
本案经陕西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王志安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确罪。本案已经宝鸡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刑。



附本案相关证据：
1、王志安供述，我开的是一辆蓝色的解放牌大货车，车牌号为黑M—034777。同车甄庆江是我雇用的司机。我今天早上大约7点左右，开着大货车在310国道西行至宝鸡超限检测站，按照路政人员的指挥，将车停放在停车场。我下车打听超限站收费的情况，参照他人交费的情况我推算出我得交8、9百元钱，所以我就一直将车停在停车场，没有上检测站的检测线。因为一上检测线，路政人员要收走汽车的行驶证、营运证。因我跑长途车带的钱不多，如果在超限站内一交钱，怕路上不够用，所以我见有机会的话就准备开车跑。下午六点钟，我见附近的路政人员很少，便上车起动发动机（甄庆江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朝停车场的西出口开去。开车用的是三档。当有人敲我左边的车窗时，我扭头向左瞅了一眼，看见了一个穿兰衣服的人在车外。我继续向前行驶，我又看了看左边的倒车镜，发现车后地上躺着一个人。我就将车停到加油站，又回来看那个人的情况。我一心想开车朝外跑，没有停车的意思。就是不想停车，想将车开走，不想交超限站这些费用。我去渭滨交警大支队是报案，不是投案自首。
2、证人甄庆江证明，我们早上8点左右，从东向西行驶到宝鸡超限站的，路政人员指挥，我们就将车开进了超限站的停车场内。王志安跑来跑去打听大概能交多少钱。大约中午，王志安给我说大约要交400—600元，王志安是根据别人交的钱自己推算出来的。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我没看表，时间不一定准），王志安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说走，就发动车朝超限站的西边出口驶去。我看见一个穿兰衣服的人，手里拿一个停车牌，从车的右边沿车头跑向车的左边，砸驾驶员这边的车门，王志安没有停车，一直朝前开，并通过汽车的倒车镜，朝后看了一下，对我讲“把人轧了”，他没有停车，一直向西开了几十米，将卡车停在加油站里。我当时见他吓坏了，我追回他“到底轧没有轧住？”，他说“轧住了”。然后，王志安就弃车走了。我见出事便给“122”报了警。
3、证人冯建国证明，因我驾驶甘L05645大货车经检测超限18吨，从上午11点进站，按规定要卸载，我一直找机会想少交点罚款，我知道范永强是班长，他刚换走另两名工作人员去吃饭，当时就他一人站在那儿，我就主动上去和他搭话，问他能不能少交罚款，说话时，那辆肇事货车驶了出来，驶向出口，他便停止和我交谈，手持停车牌迎向这辆车正前方，并示意停车验票。他是边向前移动边举牌，距离大概有十几米远。那辆车在他举牌后并未停车，而是继续向前行驶，只见这辆车距他越走越近，逼得他不得不后退，他情急之下绕到车左前方（驾驶员这边），用手抓住该车左前倒车镜边杆，另一手持停车牌敲车窗玻璃。那辆车没停，当时油门很大，没有踩刹车，只是向前行驶。我看见他抓住倒车镜杆移动2米左右后，倒了下去，我透过车底都看见车的后轮从其腿上轧了过去。轧过人后，该车没有停，而是继续行驶100米左右将车停到加油站，我看见司机下车站在加油站向现场这边观望，当围观人多了后，我看见该车司机还到现场观察伤者情况，后来才向西逃走的。当时司机绝对100%能看见他，他老远就挡车，后来抓车杆，绝对能看见他在挡车。我觉得这司机太胆大，当时把我也吓坏了，所以我一直注视肇事司机，对他事发后行踪我一直注视着。
4、证人李军平证明，我是今年2月20日左右开始在站上经营小生意。3月6日下午,我的小摊位在超限站西出口简易房旁边、排水沟台阶下边，也就是在事发现场西南方向7、8米处。6点多钟，那辆肇事车从车场中间驶向西检查口准备上路，当时该车油门比较大，车的响声也很大，西检查口就那一名受害者在岗，只见那车也未减速，直接向出口驶来。
那名受害者手持停车牌，从该车右侧绕到正在行驶车的前方举牌示意停车，但该车仍向前走，情急之下，这名受害者避开了正前方，绕到车的左侧（驾驶员这边）仍举牌叫停车，并用另一只手去抓车门，看样子在抓车的什么部位时被车撞倒了。人被撞倒地后，车跟着就轧了过去，从我站的位置看，货车左侧前轮好象从这位受害者的胳膊上压过去了（但也说不准）。这时车仍没停，继续向前行驶，结果后边左侧车轮轧过了已受伤的路政员下半身。受害者从车右边绕到车前，再到车左边举牌示意停车，货车司机应该能看见。
5、310国道姜谭超限运输检测站站长宫灵华证明，陕西省310国道姜谭超限运输检测站是2003年12月28日启动工作的。建立的依据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函[2003]221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置第二批超限运输检测站的批复”。目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交通部2000年2号令《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过往310国道的运输车辆进行检测。对超限的车辆进行交纳公路赔（补）偿费和相应的罚款。执法的都是宝鸡市公路管理局的路政工作人员。被害人范永强，是超限检测三班的班长，是正式路政人员，有陕西省人民政府颂发的执法证件，证件编号为C00100084，发证时间是2003年元月1日（有效期五年），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发的交通行政执行证件。范永强是路政员和路政案件查处员，他的主要工作是上班期间带领全班人员对超限运输车辆进行检测，对超限的车辆依法进行处理。范永强昨天上的是中班，时间是下午3点到夜里11点。范永强是在公路和检测站之间的引道上（引导超限运输车从公路到检测线的一个引道）被轧的。既是超限运输车的入口，又是放行的出口。
昨天下午6点多钟，正好是我们上食堂的时间，范替换下两个工作人员站在那里。他做为班长，有巡查、检查其他人工作的权利，他出现检测站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正常的。
6、场勘查笔录证实，中心现场在310国道路南距南边线2.1M，距超限检查站西50M的柏油路面上。解放大货车车号为黑M04777，车全长12M，宽2.2M，驾驶楼左侧门上有一横向擦划痕迹长80厘米，距地面1.7M。现场提取物品停车警示牌一个，左侧门微量擦划痕迹。
7、法医尸检报告证实，死者范永强胸部左肋部腋前线有4.5×3CM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周围有点条状擦划伤及皮下出血。腹部正脐下多处片状皮下出血，双侧腹股沟部青紫，左大腿内侧根部擦划伤，左大腿中下段内侧大片状青紫，左膝内侧29×10CM条片状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左内踝青紫肿胀，左脚背青紫，有6CM裂伤（已缝合），右外踝青紫肿胀，上方6×5CM片状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右大腿内翻内旋畸形。左肘后小片状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切开胸腹腔，左第7肋软骨骨折，出血，左侧气胸，左肺委缩；腹壁皮下、肌肉撕裂、撕脱呈囊腔状，伴出血，左横膈破裂，胃、肠、肝左叶等疝入胸腔并胸腔积血，腹腔多量积血，腹膜后巨大血肿，骨盆多发粉碎骨折，右股骨干粉碎骨折并肌肉出血。内脏呈缺血改变。其余体表及内脏未见损伤。分析意见：以上损伤符合钝性暴力作用（如车轮类碾压）成伤。结论：范永强系遭受钝性暴力作用（如车轮类碾压）致骨盆多发性粉碎骨折，腹膜后巨大血肿形成，胸腹腔多量积血引起急性休克死亡。


试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种类

王海宏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种类：
　　1.存在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撤销的民事行为。《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1项也确认，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人发源地宽叶者仲裁机构撤销合同。这里所谓搬弄是非大误解，依我国学界通说以及审判实践中的做法，等同于传统民法中的错误。重大误解要求行为人是对民事行为的重要事项，如对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存在错误认识或未认识自己的错误，从而严重背离了自己的真实意愿。
并非所有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都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如果表示人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受领人在表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作出了回应，从而使双方在表示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则民事铜佛不因重大误解成为可撤销的司行为。
　　2.民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成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则指出于非自愿的原因，实施民事行为的结果对一方当事人地分有利，对他方当事人过分不利。显失公平一方面着寻觅于实施民事行为的，要求当事人之意愿利益关系在司行为成立时明显示失衡。另一方面，显失公平要求当事人之间和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关非当事人自愿的结果，而是由于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不有经验所致。
　　《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第2基规定，显失公平所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以撤销。《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
　　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为民事行为
　　《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对主有权请求人发源地宽叶者仲裁机构撤销合同。与《合同法》的规定不同，《民法通则》第58条第3面将此类司行为确认为绝对无效。这一规定一方面不适当地强化了国家干预、限制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常会给被欺诈、胁迫以及牌危难处境的当事人带来更为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将其适用范围通过目的性限缩，限定为存在有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
　　行为人实施欺诈、胁迫行为或者乘人之危，致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为民事行为，属于意思表示不自由，民事行为的效力因此受到影响，为可撤销的司行为。这是保护当事人事实上决定自由的需要，至于受欺诈方、受胁迫方或被利用危难怀事方是否因此遭受财产损害，在所不问。因此《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阅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中所谓“受损害方”应理解为“被欺诈、被胁迫、被别人利用了危难情事的一方”，而不应理解为“遭受财产损害的一方”。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