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贫困地区法院文化建设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西吉法院不断加强文化建设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记实

西吉法院 李堂真 马孝国

前言
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近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捍卫者，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伟大进程中责无旁贷。西吉县法院是我国贫困地区法院之一，如何处理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下面笔者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充分认识法院文化建设的意义 促使法院工作取得实效
法院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含有“公正、平等、清廉、严谨、文明、高效、敬业、关怀”等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可以看出，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持续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干警思想境界、职业操守、人文素养，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需要。
法院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可以引导法院干警跟随着法院倡导的价值观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可以提高干警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远离腐败。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促使干警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
　　法院文化是一面旗帜，是凝聚法院干警力量的粘和剂，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建设法院文化是提高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充分利用法院文化提供的新的契机和空间，强化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突出学习效果，使法院干警在法院文化的熏陶下，思想觉悟、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均得以提高。
近年来，西吉法院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干警的主体地位，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先进文化熏陶人、高尚精神鼓舞人，促进干警全面发展；坚持全员参与，强化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干警积极发挥才智为法院文化建设做贡献；坚持联系实际，遵循贴近审判、贴近法官、贴近基层的要求，把文化建设落实到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务求取得实效；先后获取全国优秀法院、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区文明单位、全区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区“五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殊荣；涌现出全国法院模范法官赵启哲等先进人物。西吉法院坚持继承创新，注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他行业先进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法院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和新载体。
二、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如何正确把握人民法院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如何根据当前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定人民法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定位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都在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是用秩序来维护的，人类生活离不开秩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人们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止无序、混乱等现象,因此，一项司法行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对法律的保障保证了社会秩序。法院作为专门从事审判的司法机构,使其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础结构力量,在社会中居有特殊地位。
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作为一种执政权,是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于经济社会的主战场之外。法院的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就需要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具体功能,以发挥法院自身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对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在双向管理中凸显法院文化。下面就西吉法院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西吉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在当前区、市、县各级政府以及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活动中，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促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首先，对外管理方面，西吉法院始终坚持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优势，以执法办案为重点，提高司法水平，通过对司法事务的管理，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促进审判文化建设。
　　一是该院坚持宽严相济，维护社会稳定。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法治权威，营造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关系调节器功能，依法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格用量刑规范化的要求，确定被告人的刑期。创造性地适用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和解工作，减少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以上举措，促进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二是该院着力化解纠纷，调节社会关系。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原则，平息和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最大程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三是该院进一步加大诉权保障力度，抓好行政案件受理工作，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司法审查，促进行政案件的实质性解决，追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力求实现案结事了，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四是该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围绕司法为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审判方式和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适应群众，适应实践，在落实司法为民中提高审判能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其重点是落实司法便民惠民措施。实行立案、导诉、法律咨询、指导举证“一站式”服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司法需求，推行巡回审判，选择群众关注、有影响的案件，下到乡村，把审判庭搬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方便了群众。通过上门审案、异地开庭，落实了便民措施；通过送法下乡，加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积极争取党委、政府、财政的支持，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加大对生活困难的上访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司法救助力度。
其次，对内管理方面，西吉法院更好地运用司法功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依赖法院内部司法理念、方法、机制乃至作风的管理创新，形成内部和外部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审判绩效管理。抓审判绩效，围绕改判发回率、执行标的额到位率、案件评查合格率等指标比审判质量；围绕调解率、撤诉率、申诉率、违法审判率等指标比审判效率；建立和完善审判质量监控体系，依法简化审判程序，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争取在审限、执限内多办案、快办案，全面提高案件质量。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从立案、审理到执行的全过程实现网上监管，及时录入信息，安排专人考核。发挥司法能动性，努力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指标降下来，提高服判率，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加强法院队伍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队伍管理目标责任制度，完善业绩考评办法，在全区首创了“执法质效档案”，对干警的业绩实现了有效的管理，受到了上级法院及其他兄弟法院的一致好评。积极开展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办案业务竞赛，有力提高了全体干警的业务水平。面对复杂的法院审判事务，西吉法院在法警中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分队”，并积极开展“大练兵”活动。大大提高了干警的身体素质，增强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保障的审判事务的开展。落实领导班子和中层骨干带头学习，提高法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能力和实际运用水平。围绕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开展司法作风建设。严格执行最高院“五个严禁”及区高院“八条高压线”的规定，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强化纪律约束，加大对个案的监督和管理，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情形，确保公正廉洁执法。
三是加强法院政务管理。制订一整套管理制度，形成以制度管院的格局，强化责任落实，将各项政务管理工作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建好用好管好法院内外网，不断提高司法公开水平。积极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加强司法宣传，提高社会对法院工作的知晓度、理解度和支持度。完善各项政务考核考评制度，并严格兑现奖惩，推动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
四是广泛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干警把读书作为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文化品位。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开展读书活动，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五是加强院史（荣誉）室建设。利用专门场所，设立院史（荣誉）室，集中展示法院发展历史、工作业绩、所获奖励和荣誉以及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组织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到院史（荣誉）室参观学习，接受思想教育，激发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确立了“法院开放日”，邀请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访问院史（荣誉）室，加深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六是加强审判和办公场所的文化形象塑造。按照“规模适当、庄重实用、布局规范、功能齐全”的要求，规划和建造审判庭和办公场所，努力塑造体现人民法院文化的物质环境。重点加强立案、信访等文明窗口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努力营造尊重和方便人民群众的良好氛围。按照“科技强院”的要求，合理配置办公设施，不断提高办公科技含量，逐步改善办公条件，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为广大干警创造便捷、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七是加强法院公用区域的文化氛围烘托。利用办公楼大厅、走廊、接待室等公用区域，精心打造了具有西吉法院特色的“文化墙”以及在办公区的各层走廊、安全通道、干警办公室内，悬挂、张贴法律名言、廉政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广大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官风貌的各类作品。使广大干警润物无声地感受法官文化、廉政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对法官廉政文化形成共识、变成信仰，并自觉付诸于行动，从而增强法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种文化育院的管理模式。并在办公楼大厅、办公楼门口顶端设立电子滚动屏，及时显示和宣传西吉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
八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西吉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和完善文体活动场所，配置相关器材和设施，为广大干警缓解工作压力、养成良好生活情趣、保持身心健康提供良好条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身运动和文艺活动，并多次组织参加法院系统的体育盛会，均取得好成绩。通过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不断丰富广大干警文化生活。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
法院文化建设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起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作为贫困地区的法院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加强对外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要积极参与“大调解”工作，为贫困地区社会稳定服务。一是构建“人民法庭、司法所、乡(镇、社区)调解室、村委会”“四位一体”的调解模式，突破“三调联动”调解模式，扩大参与调解人员的范围，并组织开展调解人员法律知识培训；二是继续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室”，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由法院派员介入指导调解，及时纠正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与法律相悖的情况，促使人民法庭和相关部门的良性联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三是通过特邀调解员、执行联络员和法律宣传员的联动，充分发挥其熟悉乡情民俗，了解纠纷情况，掌控案件的发展趋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
其次要积极开展庭审“便民”工作，为当地群众服务。积极开展“巡回法庭”审理民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强化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其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坚持以巡回办案为依托，把每一次巡回办案活动都当作法律宣传、普法教育的法制课堂，真正把司法的人文关怀融入到审判中去，努力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要继续加大开展“案件回访”工作，为失足人群服务。人民法院要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坚持司法公正为立足点，不断延展审判功能，更好地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服务。对已经审结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应积极开展“回头看”，对其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积极进行评估。尤其要对刑事案件中被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的人员。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也要求其法定监护人参加。“定期回访”时，要求与社区矫正办互通情况，以进一步掌握回访对象的思想、生活、工作情况，更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二是继续加强对内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法院干警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先进的司法理念统领法院文化建设，保持法院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应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对接，充分发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教育和引导广大法官自觉树立公正、平等、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增强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激发法官群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尊荣感，增强法官群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就是要对法院精神文化进行创新。
　　其次加大物质文化建设的投入，塑造法院良好形象。物质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增强公众对法院裁判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向外界展现法院文化底蕴和公正廉洁精神，提升法院在大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再次要加强司法作风建设，践行司法为民。通过开展“司法大检查”“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让每一位法官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要求，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坚决杜绝“冷、横、硬、推”的不良作风，彻底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现象；通过开展上门立案、预约立案、司法援助、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盼，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树立法院良好形象。
第四要结合当前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加强以“教育、监督、防范”三位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干警廉政档案制度。对干警的审判工作、作风建设、遵章守纪、信访投诉、奖励惩处等情况进行认真登记，并且做好各项检查评比记录，存入干警廉政档案，做到一人一档，与本人评先、晋级晋职、奖金福利挂钩。
第五要加强对外宣传。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和传播手段，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司法核心价值观，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要积极对外宣传人民法院践行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各种举措和重要成果，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四、结语
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文化的内容与时俱进。面对当前党政机关提出的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课题，作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法院，必须要从实地出发，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以群众工作为着力点，以自身管理为结合点，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努力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法官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法官的产生

龙城飞将


　　居间事务的裁决人，即后来的法官，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分工论、现代的产业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以及联合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体系，政府的服务，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均是一种社会性的服务，它们最终的源泉是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它们的产生，与第三产业或者说广义的服务业一样，是社会需要的结果，也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他们的存在，就如同大海航船中的船长，演奏乐队中的指挥。
　　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恩格斯说，“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 ，“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如果撇开其中阶级斗争的内容，恩格斯在这里的意思很明确，政府各个部分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以及它们从社会的索取即消耗，既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工的需要。现代社会如果缺乏政府的服务，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经济社会中“看不见的手”就会变成“胡乱挥舞的手”。因此，政府的存在和政府的服务，使得它同时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同时又对社会进行总体的宏观的管理。然而，“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
　　如果没有现代国家的影响，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处于初级社会，也可以说初民社会，即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还没有进入到国家阶段。其法律事务，也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但也正是这处于十分原始阶段的法律事务，有助于现代人理解法律的本质和法律的由来，从而可以理解法律和司法机构以及法官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在这些初级社会中，执行法律事务的人，首先必须公正，然后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才有人请他们去做裁判人，他们才能够有与其初级法律事务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当他脱离了公正，他的“法官”生涯就要结束了。
　　先看独龙族的例子。据史书记载，中国南方山地民族地区至迟在宋代已经较为盛行刀耕火种，在这些民族中，独龙族是发展最为缓慢的民族之一，这与其封闭的地理环境有极大的关系。本世纪初50年代调查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独龙族仍然处于家族公社发展阶段。在大约1900平方公里的独龙族社区，按血缘关系划分15个氏族。独龙江两岸山坡陡峭，可耕土地很少，不适合人们密集居住，因而15个氏族又分化为若干个家族，每个家族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起村寨，构成该族独特的家族公社。由于地域上的分割状态，村寨之间平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联系，相互之间很少接触，所以没有形成更大范围的统一的群体组织。家族公社最大的只有15户，最小的仅1户，一般为四、五户。每一、两个村寨有一个头人。头人是平时能说会道、善于按习惯法解决纠纷、办事公正的人，是自然产生的。他们没有特殊的权利，不能父子继承，也没有撒换的情况。其职责是收集对土司的贡物，管理村寨事务，调解纠纷，批准外人入寨，出面对外交涉联系等。
　　处理纠纷往往是头人的责任。调解时，调解人先发言，然后当事人申诉理由。当事人一方每说一个理由，调解人即在这一方插一个小木棍。最后数数，哪一方的木棍多，即算是理由多。调解人宣布这一结果后，其他人可以表示赞同、反对或补充调解人的意见，调解人亦连续插小木棍。最后汇总大家的意见，小木棍少的应当认错，一般来说没有不服的 。村寨之间的成员发生纠纷，有时需几个头人联合审理，还请第三方的头人作中间评议人。判决必须获双方村寨的大多数成员同意方被认为有效。
　　再看瑶族的例子。大瑶山地区，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是中国瑶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它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的地区，是五岭山脉中越城岭向西南蜿蜒的一支。其80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万山丛集，没有一整块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平坦土地。在大瑶山地区，每个瑶民都隶属于某个石牌的管治，每个村都有一个或几个石牌头人。一般认为，石牌头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起源是宣讲料话、发布公约、由卜而产生的社老。石牌头人的产生，不是由于世袭，而是由于公众的自然选择。村里有人平日为人公道，能说会道、有胆有识，村里遇有大小事端就请他去调处办理。如果他办事办得令人满意，群众请他办事的人就会日渐增多。当他在群众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以后，就可望在本村办事，逐渐扩展到为邻村办事，也就可望由小头人逐渐成为大头人。石牌头人一经取得群众的信任后，如果办事没有很大的差错，就会一直保有这种信任，直到身死为止。如果办事不妥，则会丧失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家有事就不再请他，使他无形中丧失头人的地位 。
　　一般情况下，拥有较高权力的头人一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后，群众就无法以消极的态度来使他降低威信或丧失权力。在极端的情况下，群众会奋起积极地反抗。在他不断地作恶，为群众所痛恨时，群众为了消除祸根，才暗地商量，凑集一笔“花红”或买通打手去拦路把他杀掉，或纠合寨民，大张旗鼓地把他捕杀掉 。“大约在清代中叶，‘金秀、白沙两村共十八个头人，因强奸妇女，杀别人的牛吃，乱罚别人的款，凡村中大事小事，都十八人一齐到场，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因而招致了群众的痛恨。后来，两村居民暗地通知各户主到它卜老山开会商量，决定齐心杀死这十八个头人。回村后，假称有人发生事端，请头人到村头田坪去会石牌 ，一方面则在田坪的四周，埋伏铳手。十八个头人料不到有什么发生，便和平日一样来开会。等到十八个头人到齐时，群众便拿出武器来，把他们一个个都捆了，并立刻处死。其中一个小头人，年仅十七岁名叫苏公晓的，因跟头人未久，故未被杀。但要他当众立约，当天发誓，以后永不再做头人 。
　　这两个事例都说明，裁决的权威，来自分工，来自人们对一部分权利的让予。这种由分工产生的权威，实质上就是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当然，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这种权威脱离了人权主体的“委托”时，人权的主体就可以以某种方式取消这种委托，建立新的委托。在这些初级社会中，除了刑事侦查手段不如现代先进，以及诉讼的程序不如现代复杂之外，其裁决的公平性不会与现代社会中实际的判决有太大的差距。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也不会绝迹。“一个县交警队长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嫖娼，对群众滥施暴力，横行霸道，勒索敲诈，以至群众忍无可忍要集资买他的人头。但如此劣迹昭彰之人还是上头准备提拔重用的人物，我们的社会内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当然，裁决的权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暴力。
　　恩格斯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了国家产生的一般历史规律，概括并总结出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这也是法及法律职业人员，法官，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这三种方式中，包含了国家和法产生的这两种原因，即分工和暴力。这两种原因，要么单独存在，要么同时存在。
　　雅典国家，是国家产生的第一种形式。其特点是国家的形成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或内部暴力的干涉，直接从氏族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即直接由分工产生。这种分工，既是社会职能的分工，也是财产的占有与氏族社会分离从而产生出阶级。雅典国家最初的提修斯改革，把全体人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赋予贵族担任公职的独占权。首先，“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族，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家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于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寻求新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在提修斯改革时期，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后来，产生以“梭伦立法”为代表的法律。这个时期的法律，确立了奴隶制，将奴隶排除在国家的公民之外，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其各自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
　　国家产生的第二种形式，是罗马国家的产生。在罗马，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形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贵族阶层掌握了罗马的权力。与此同时，罗马城邦靠征服而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疆域，外来移民和被征服地区居民不断增加。依照罗马的习惯法，这些人不是人民的组成部分，是外族人，是平民。他们必须纳税、必须服兵役，但是被剥夺了公权，与罗马氏族严格分离，不能担任官职，不能参加人民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但这些平民人数不断增多，受过军事训练并且有武装，形成同贵族相对抗的强大力量。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即罗马人和外族人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土利乌斯改革，即设立地区性组织，按财产多少划分阶级和确定权利义务，打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 平民和旧氏族贵族之间的斗争，导致两种社会势力以习惯法为基础而共同制定成文法，这是法产生的第二种形式。
　　国家产生的第三种形式，是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是德意志人征服罗马帝国的结果。作为征服者，德意志人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作为被征服者的罗马人却生活在奴隶制度社会中，而奴隶制在那时已经过时了。因此，德意志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了封建农奴制国家。德意志人从罗马人那里占领了大片土地，按照氏族分配。不久，单块的份地就变成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同时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杂居在各个村落里，从而地区性质的联系逐渐代替了亲属性质的联系，氏族公社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性组织。法的产生的第三种形式，是与德意志国家的生的形式相一致的。它以法兰克王国的“日耳曼法”为代表。最初的“日耳曼法”是指日耳曼氏族部落习惯的总称，后来，在征服罗马的过程中，借用罗马法的某些术语，编纂为成文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