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本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内的企业登记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经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企业，应当在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经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不得开业。
经我国有关部门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开发区设立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应当在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办理登记前，应先申请名称登记，批准后填写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一）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二）企业各方签订的合同（协议）、章程及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批准证书；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准文件；
（四）投资各方的近期合法开业证明和资本信用证明；
（五）董事会成员名单，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委派或聘任文件及上述中方人员的身份证明。
国有企业以其资产入股，应提交国有资产转移证明文件。集体企业以其资产入股的，应提交资产评估证明文件。
第五条 外国承包工程企业申请登记，应填写外国承包工程企业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一）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登记书；
（三）承包工程合同；
（四）外国承包工程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的合法开业证书，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
（五）规划建设部门核准的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外国企业申请在开发区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应向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填写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一）国家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批准文件；
（二）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登记书；
（三）外国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的合法开业证明；
（四）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
（五）该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办公地点的房产证明或者房屋租赁证明；
（六）该企业委任常驻代表机构人员的授权书和人员简历；
外国金融业、保险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除应提交前款（一）、（二）、（三）、（五）、（六）项规定的证件外，还应提交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年报表、组织章程、董事会董事名单。
第七条 国内企业在开发区内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一）组建负责人签署的登记申请书；
（二）主管部门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三）组织章程；
（四）资本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资金担保；
（五）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六）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第八条 国内企业申请营业登记，应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一）登记申请书；
（二）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三）经营资金数额证明；
（四）企业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五）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第九条 在开发区投资开办的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自领取营业执照或登记之日起，即告成立。其正当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在开发区投资开办的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凭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到公安、税务、海关、商检等机关办理居留证、税务和进出口业务登记等有关事宜。
第十一条 企业分立、合并、迁移，以及变更注册资金、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和经济性质时，应经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后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需要改变原注册的企业名称、住所、负责人的，要求增加与原核定的经营范围相近的经营项目以及到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可持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签署的变更申请文件，直接到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核转手续，并报原批准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企业经营期满，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驻在期满，需要延期的，应在期满六个月前提出申请，并在原批准机关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延期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批准延期的文件；
（三）延期经营合同或延期决定。
第十三条 企业经营期满或中途歇业，常驻代表机构驻在期满或中途终止业务活动，应持原批准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和税务、债务、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清理完毕的证明，到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缴销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应按照合同规定，如期如数投入资本。不能如期如数投入资本的，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停业满一年的，视同歇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收缴其营业执照和公章，通知其开户银行撤销其帐号，同时发布注销公告。
第十五条 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领取或换取营业执照、登记证时，应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开发区内的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对于违反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对于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无故拖延办证时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索贿受贿或者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外国企业在开发区的常驻代表机构和香港、澳门、台湾的投资者或者华侨在开发区投资举办的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0日
　　摘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的首要原则，赋予当事人更为广泛的仲裁自主权，是当前各国仲裁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仲裁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我国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实践的发展，现行仲裁法律制度的不足逐渐显现，并制约着仲裁法在民商事纠纷解决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仲裁法》应立足于当事人意识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仲裁范围、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员和仲裁规则的选择等方面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

　　关键词：意思自治　仲裁范围　仲裁协议效力　仲裁员选任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尊重当事人的私法权益，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自主地做出各种仲裁安排和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应当尊重当事人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追求，充分关注仲裁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贯穿于仲裁制度发展的全过程。在不同时代，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和限制有所不同，先后经历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完全自由时期、绝对限制时期以及相对限制时期等不同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仲裁制度在解决国内、国际纠纷中的效益优势和公正性日益凸显，当事人的意志也得到了更为广泛尊重，当事人意志早已成为仲裁程序的启动之力。

　　我国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基本上肯定了当事人的意思自主权，但在很多方面仍未切实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而且与当前通行的国际仲裁制度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仲裁范围、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员和仲裁规则的选择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仲裁的范围

　　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对于合同纠纷可以仲裁，不会产生疑义，但对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于法律无明确的范围则极容易产生不同理解。实践中，对诸如侵权纠纷、无形资产争议等是否可以申请仲裁存在着不同的做法，往往使当事人无所适从，这种混乱现象的存在也影响了我国仲裁机构的声誉和公信力。事实上，在民事纠纷中，财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当事人既可以提出财产权益的请求，也可以提出非财产权益的请求。以“财产”为界定，将使相当一部分争议无法选择仲裁方式解决；即使当事人选择了仲裁方式，也很可能被法院以不属于仲裁范围为由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关于仲裁的范围，1958年的《纽约公约》将其规定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争议”。“契约性争议”即合同纠纷，“非契约性纠纷”通常是指合同纠纷以外的其他纠纷，这比“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外延要大，而且相对而言也不容易产生歧义。国际上多数国家采纳了这一标准，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2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将他们之间业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关于特定的无论是契约性还是非契约性法律关系的所有或某些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荷兰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往来的不断扩大，各种商事侵权、商标许可协议、不正当竞争纠纷以及合同与侵权纠纷的竞合等案例将大量增加，扩大争议可仲裁的范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和仲裁制度的发展。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不准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外，对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选择。为此，通过修改仲裁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以明确仲裁的范围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

　　二、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

　　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取得仲裁权的前提，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关于仲裁协议有效的条件，各国仲裁法也大都做了较明确的规定。对于符合仲裁法定形式及实质要件的，仲裁协议的效力是不容质疑的。问题在于，现实中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欠缺或疏忽使订立的仲裁协议存在不同程度瑕疵的情形也经常存在，这主要表现为：(1)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时，同意将其提交仲裁机构或向法院起诉；(2)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选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只约定发生争议时提请仲裁；（3）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裁机构并不存在；（4）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同时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5）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但同时又规定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或上诉；（6）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对仲裁事项的约定不明确。此外，仲裁机构的名称表述有误、协议中约定了不得提请仲裁的事项等情况，在我国现实的仲裁协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仲裁协议存在此类瑕疵约定时，应如何认定其法律效力？对此，各国一般均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加以考虑。通常认为，只要当事人在订立仲裁条款时确实存在仲裁合意，那么就应当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而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各国法院多做十分宽泛的解释，从最有利于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角度给予尊重。正如史密托夫教授所言：“即使在英国1950年《仲裁法》使仲裁制度严格受制于法院的环境下，英国法院也意识到，仲裁条款与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性质不同，因而在解释该条款时，将会比对合同其他条款的解释更为宽容，只要可以这样做，他们就试图赋予该仲裁条款以商业上的效力。”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仲裁委员会三个要素，尽管《仲裁法》第18条和第19条对仲裁瑕疵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做了补充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法院尚未普遍认可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与诉讼具有平等地位的理念，对存有瑕疵的仲裁协议往往会做出不利于仲裁合意的认定，从而裁定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协议存在瑕疵是很常见的，而一旦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发生争议，当事人通过补充协议加以确定的意愿往往无法实现。为此，我国应当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对仲裁协议尽量做宽松的规定以及宽泛的解释，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更好地利用仲裁方式去高效、便捷、灵活地解决纠纷。

　　对有瑕疵的仲裁协议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仲裁意愿能否实现及仲裁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而处理此类仲裁协议最有效的途径是法院的协助。当然，如果当事人之间能够通过自治合意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加以弥补，自然是最理想结果。如果他们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只能求助于法院——由法院通过司法监督权来对有瑕疵的仲裁协议进行效力认定，或者依据立法精神直接指定当事人将争议交付有关仲裁机构解决。法官处理此问题时的态度和理念，将直接反映出一国法律对仲裁的支持程度。在我国，转变法官诉讼优先和仲裁必须服从于司法的观念，对于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仲裁员的选任

　　在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并进入仲裁程序后，当事人首先必须选任仲裁员。当前各国有关仲裁的立法，一般对仲裁员的资格和条件并无特别规定，其基本条件是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的他们认为能够独立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争议且与该争议无利害关系的本国或外国公民。 因此，一些国际著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等，或者没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册，或者即使有名册，也只是推荐性质的，当事人可以不受此名册的限制指定仲裁员。

　　为了保证仲裁能够独立、公正地审理仲裁案件，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的资格及其指定做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并且规定各仲裁委员会都必须有仲裁员名册。我国仲裁法的这一规定，主要强调的是仲裁员的专业资格，实行仲裁员名册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保证仲裁员的专业水平，从而保证仲裁的水准和公正性。但是，在我国，当事人一旦选定仲裁机构，便只能在该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指定仲裁员，而不能再从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指定裁员，这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愿相冲突，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仲裁的封闭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选择我国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如果我们不能在仲裁员名册上采取更为灵活制度，则比较容易阻却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中当事人对我国仲裁机构的选择，最终将有碍于我国仲裁事业的长远发展。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在将来的修改中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相关立法经验，确立推荐性的仲裁员名册制度。

　　四、关于仲裁规则的选择

　　所谓仲裁规则，是指常设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律所制定的规范仲裁进程的准则，也是仲裁庭行使仲裁权和当事人进行仲裁所应遵循的程序规则。仲裁规则的选择对当事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适用不同的仲裁规则，不但会导致不同的仲裁程序，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仲裁结果。

　　我国仲裁法对当事人是否可以选择仲裁程序法和仲裁规则并无明确规定。不过，国内各地方仲裁委员会适用的本机构仲裁规则多属强制性规定，或是对当事人的选择予以限制，例如《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协议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即视为同意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 一般而言，当事人选择了仲裁委员会，也就意味着选择适用其仲裁规则。 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出现了向“非地方化”方向发展的显著趋势。它是指国际商事仲裁不应受到互有差异、有时可能是不适宜的仲裁地国内法的约束，当事人以及仲裁庭均可以适用仲裁地以外的程序规则，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不受仲裁地国内法支配和约束的“非当地化”的仲裁体系。 随着仲裁制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断强化，当事人在合意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拥有对仲裁程序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不必拘泥于任何特定的仲裁规则。应当说，这一趋势的显现对今后我国仲裁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通过赋予当事人对仲裁规则的选择权，从而便于更多的当事人运用我国的仲裁机制去解决争议，以充分体现仲裁机制的功能和价值。

　　
参考资料：

1、彭云业、沈国琴：“论仲裁制度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扩与限”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张斌生：《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

3、赵秀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页。

4、赵秀文：“21世纪中国国际仲裁法律制度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刘景一：《涉外仲裁实务和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

6、李金卓：《仲裁协议和裁决法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