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肇府办[2008]33号


印发肇庆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肇庆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劳动保障局反映。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肇庆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为解决我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问题，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社会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粤发[2007]14号）和省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7]9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缴费和待遇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和比例，做到被征地农民能缴得起费，待遇能保基本生活，基金收支平衡。

（二）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个人多缴费多享受待遇，不缴费不享受待遇。

（三）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原则。

（四）低起点、广覆盖、多层次的原则。

二、保障对象

城市规划区内（含县城、镇政府所在地）因征地失去二分之一以上农用的人员，以及城市规划区外被征地后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当地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农民均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范围。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对象名单，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由村委会报镇（乡）政府核准并公示7天后，报当地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一）参保对象

凡16周岁（含16周岁）以上、35周岁（不含35周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被征地农民应参加当地政府组织实施的职能技能培训，开展实用性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城镇稳定就业，就业后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尚未就业的，按自愿原则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凡35周岁（含35周岁）—59周岁（含59周岁）的被征地农民，应当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村“两委”成员养老保险的除外）。

（二）发放老年生活津贴对象。

实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时年满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养老补助保障范畴，实行“老年生活津贴”补助政策，按月发放，直至终老。“老年生活津贴”按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发放，以后是否调整由当地政府确定。发放“老年生活津贴”所需资金，从依法批准提高的安置补助费和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中统一安排，不足支付的，由各地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解决。

三、模式与资金来源

以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即政府扶持部分、集体经济补助部分、个人缴纳部分全部存入被征地农民个人帐户名下）为基本模式。政府扶持部分实行定额补助，定额补助标准由各地政府确定。参保人若中途停止缴费，政府的定额补助和集体补助也同时停止。

政府扶持部分可以从当地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安排。

集体补助部分从征地补偿费和集体资产经营收益或规定比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中列支，不足部分由村自行解决。

个人缴纳部分主要从征地安置补偿费、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分配收益、集体经济股权分红等收入中抵缴，也可以用其他合法收入缴纳。

四、帐户规模与待遇水平

（一）帐户规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个人帐户的规模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确定，缴费标准和方式如下：

1、缴费标准。按照每人每月60元、80元、100元、120元、140元、160元、180元、200元8个档次确定。

2、缴费方式。可按一次性、半年、季度或年度等时段选择缴费，由村代扣代缴。农保缴费年度从1月至12月为一个年度。

（二）待遇水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缴费累计达15年的，待遇按个人帐户储存额（累计缴费总额和利息）除以180个月（15年）后的金额按月发放。缴费累计超过15年的，其待遇在“风险准备金”中按原标准支付。具体领取条件：

1、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年满60周岁且缴费累计达15年的，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2、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可由个人选择延缴5年或10年至满15年以上，或以趸缴方式一次性缴纳本人和集体应缴纳的5年或10年费用后，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障待遇；也可由个人选择不再继续缴费，按个人账户余额除以全国60周岁以上人口平均寿命，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直至个人账户发完为止。

（三）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参保人因户籍外迁或出境定居等原因终止养老保障关系的，其个人帐户余额全部退还给本人。

参保人在领取待遇前死亡或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期间死亡的，其个人帐户余额可继承。

五、基金管理与监督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与城镇社会保险基金分设帐户，单独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挤占挪用。

各级审计机关依法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基金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及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根据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统计等管理制度。

六、管理模式与政府责任

坚持以支定收、自求平衡的原则。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增设机构负责制定政策，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基金征收和具体经办业务，政府要确保必要的人员和工作经费。

七、风险准备金

风险准备金由各地政府负责投入，并按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基金当年征收总额的2%比例确定，主要用于解决待遇调整支出和承担参保人长寿风险。

八、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和衔接

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后在城镇实现就业的，应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不得同时参加两种养老保险。在全部缴费期间的不同时段，分别参加了城镇职工或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以下简称“两种养老保险”）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参保人员同时符合“两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由“两种养老保险”分别按规定发放养老保险金；只符合一种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按该养老保险规定领取养老保险金，另一种则一次性退回个人账户本金及收益，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二）不符合享受“两种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员，可由本人选择保留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继续缴费达到15年后，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或选择不再继续缴费，只按个人账户总额除以全国60周岁以上平均寿命，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直至个人账户发完为止。

九、各地要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订具体实施细则，并报市劳动保障局备案。




张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 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身体维权 弱势群体 舆论监督 利益失衡 司法失信
内容提要: 身体维权现象伤害了人们传统的伦理感情，暴露了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削弱了公权力机构的公信力。它反映的社会及法治问题，如司法低效、司法不公、诉讼成本过高、弱势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扭曲、媒体失声等，已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构建。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还需构建维权主体与裁判主体的良性互动框架，从公民意识、社会福利、维权渠道、舆论监督等多方入手，所需措施是规定性的，但更主要的是建构性的。


“身体维权”一词源自2009年12月31日期的《南方周末》篇名为《身体维权者：悲情维权的灰色隐喻》的文章，其中以孙中界、张海超、唐福珍三人为身体维权者的典例：“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在维权所抵最高处留下标记；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以满腔的炙热映衬外界的冰冷；而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他们以鲜活的生命为权利而抗争，在刀锋和火焰中追求正义，他们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权利运动的悲情践行者。”[1]

近些年来，“身体维权”事件频发，且呈上升的趋势。笔者发稿的当月，又听闻两起身体维权事件，足见该问题的紧迫性；4月20日，湖北鄂州王锦兰因拆迁问题，在房屋前自焚；4月22日湖南株洲王家正在司法强拆中自焚。弱势群体何以不通过制度救济，而以减损人格权利来实现自身财产权利，其中折射出的法制与社会问题，让人深思。

一、身体维权的界定

身体维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农民工、强拆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诉求(以财产性诉求为主)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以自残、自杀等非理性方式牺牲自我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途径，以期唤醒舆论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左右权利进犯者的舆论压力和坏境，迫使其自我修正或自上而下进行强制性修正，全过程涉及维权主体、侵权主体、权利诉求主体、舆论媒体等多方主体。

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2](P27)私力救济是相对于公力救济、社会救济而言的，它包括请求、自助和自卫等方式。

如上文所述，身体维权的本质，是一种非暴力性、对己性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游离于司法程序以及社会伦理之外的个体正义实现方式，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侵权者、维权者法律地位的强与弱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可分为两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3](P153－154)

身体维权现象中，维权者多是以农民工、司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而侵权者多是以城管、拆迁办、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权力机构。一强一弱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差所显示的权利张力，迫使身体维权者以放弃宝贵的人身权利的激进方式进行自我的权利诉求，这才爆发出身体维权这一非理性维权手段。

(二)维权者对人格权、财产权的舍与求

身体维权主体所欲保全的，多为被克扣的工资、存身立命的房子或伤残赔偿和补助，他们愿意付出的维权成本，却是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这样的反理性的抉择，其原因乃是因为对社会极弱阶层的弱者而言，所涉财产已攸关生存，财产权已抽象为基本人权，重要性与人格权利并无差别。制度无法保护那些在市场大潮中不幸者，使他们深陷困顿面临溺毙的危险。弱者的财产并没优先用于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他们也便失去了身为一个人，身为公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没财产就没权利，也就没有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解释了身体维权现象的反伦理性。

(三)侵权者的内部纠错自觉性与外部舆论影响性

私力救济的急迫性，不容当事人考虑漫漫冗长的司法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对制度维权的不信任，导致身体维权者转而求助社会，以自残的方式影响舆论。舆论的准确发音是身体维权成功的前提，社会导向能帮助社会公众站在弱者方给予侵权者无形的压力。另外，由于身体维权全过程无第三方主体的中立居间裁判，纠错过程往往是侵权主体自我式或自上而下式的纠错，维权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宜黄自焚事件为例，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共发两百多条微博，在其微博粉丝的不断转发下，网上放大效应凸显，并加速了宜黄事件责任处置。后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宣布免职。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教授王玉琦说，如此严厉的问责尚无先例，很大程度上是微博与媒体的力量所致。[4]

二、身体维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一)法伦理观念的混乱

以生命权、身体权为核心的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性权利更重要，这是法律对人类伦理观念在规则上的确认。

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